黄河自偏关龙口进入山西后一路南下，所经忻州的河曲、保德一线大多交通不便，贫困落后。一条沿黄干线公路大大改善了这种状况，在它建成后，九曲十八弯的“河曲”与小圪弯弯里的“保德”渐渐将它们最原生态的一面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炎黄子孙离不开黄河，黄河奔流拐不过晋陕。看看黄河沿线，几乎每个省都在建沿黄公路，像内蒙古自治区的沿黄高等级公路，陕西渭南在建的沿黄公路等等，但是山西的沿黄干线公路是最早开工建设的。它于2006年奠基，起于偏关县万家寨，终于平陆县城，经忻州、吕梁、临汾、运城4市17县，主体长586公里，于2009年1月正式通车。在忻州境内，它从偏关万家寨开始，主要是经过了河曲和保德两县。

黄河从东北方的偏关县老牛湾向西奔流而来，经太子滩、娘娘滩，逐渐滑向西南，再折向东南，包绕了河曲半边县城后，顺势而下，又在五花城、巡镇附近形成一个较小的反向弯曲，即S的下半个弯曲，回向西南流淌，直至流入保德县境内。这两个县城虽然都处于黄河的弯流之地，但陆运一直处于劣势，这使它们变得神秘，并充满原生态的诱惑。直到沿黄干线公路的建成。如今，它们已经无私地贡献出一切，向我们敞开了心扉，毫无保留。

从高坡上俯瞰黄河上的沙洲。

河曲

黄河的“神曲”

打开地图，先找出“几”字形的黄河。在几字的横折往下一点儿出现一个近乎夸张的S形流线，河曲就傍着这S形的河道。俗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这些曲曲弯弯在河曲境内体现得淋漓尽致。河曲县名也因此而来。在清朝绘制的河曲县地图上，除了S形的黄河外，还有一个极明显的特色，那就是伴随着黄河筑有长城。黄河、长城，这两个一动一静的地面物体，护卫着一座县城。

河曲隔黄河与内蒙准格尔旗和陕西府谷县遥望，有“鸡鸣三省”之誉。因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丰厚的物产，古来是兵家争夺之地。黄河的曲线在河曲县境内大舞了一下，如同留下一个女性的魅影。

或许受着黄河熏陶，河曲人在豁达豪爽的外表下还隐藏着女人般细密曲折的心事，这一点从河曲民歌中可以感受到。河曲素称“民歌的海洋”，特有的黄河文化和黄土文化产生了河曲民歌，明代就有所谓“户有弦歌新治谱”之说。如今的河曲民歌在全国依然享有盛名，最知名的那首《走西口》，每每听得人肝肠寸断。

1953年，北京有几个音乐人骑着毛驴来河曲县，搜集到上万首山曲。此后，河曲民歌便名声大震。而河曲民歌最风靡之时就是走西口那段历史时期，男女相思，艰苦劳作，似乎使河曲人爆发了创作的热情。没想到最底层的生存奔波，却创造了浪漫的文艺形式。

“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那个）软，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花乱，煮饺子下了一锅山药蛋……咱二人相好呀一对对，切草刀铡头不呀不后悔。”山曲儿简单直接，随口唱来消烦解乏，加上情节和表演，就演变成二人台。河曲二人台传承不绝，在河灯会期间是压轴大戏。

对望的长城与黄河

也许明朝的统治者觉得天堑黄河还不够抵挡外患，又沿着黄河内侧修筑了坚固的边墙——长城，也称外长城，约70公里，以防蒙古马队、鞑靼、瓦剌等部落南下进犯。后因黄河侵蚀，再加年久失修和人为破坏，现境内残存有20多公里遗迹，砖石多已不在，仅剩内芯夯土层。烽火台却隔不远就能看到一个，很容易让人遐想出曾经连绵不断的雄伟长城。我们就近在县城的东南移民新村那里，察看了其中的一段。土色的长城外荒草丛生，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坟头，两个烽火台残体立在高处，仿佛守着这一大片墓园。

进入河曲县城，必经一条由东向西的黄河大道，主要的政府部门和一些商铺分列于大道两侧。大道尽头便是黄河。县城建设垂直于黄河。这和临接的保德县城恰好相反，保德县城与南下的黄河几乎平行。

黄河岸边已经被修成西口古渡广场。广场的中心建筑是禹王庙，当地人也称河神庙，庙里祭祀的是大禹。但是庙内除了大禹塑像外，还有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和道教的吕洞宾，佛、道及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共处一室。来此膜拜的百姓络绎不绝。他们步入门槛后，哪路神仙大人都不怠慢，虔诚地焚香叩拜，再递上捐供。

清晨时分，晨练的人沿河岸已摆开架势，并按项目自然分开。作为大背景的黄河不仅赏心悦目，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接地气的途径。每一个在此晨练的人，眉宇间都流露出一种安详和满足。

禹王庙门大开，神像们早早地呼吸着对面黄河上吹来的清新空气。陆续有晨练完毕的居民，拐到庙里焚上三炷香。也有一家三口一起来的，五六岁的小孩子模仿大人跪在塑像前，双手合十，抬头好奇地看着披红挂彩的神。

可能是因为我们赶上了河灯会，感觉河曲县城就是一个热闹的集市，街道上熙熙攘攘，每个人都是一副过节的神情。尤其年轻人，三三两两，走来走去，大有欢度节日的派头。商家也乘机出动，用流行歌舞和河曲二人台拉拢人气。马路边的小饭店也把桌子摆到了街边，行人往往要侧身绕过，而那些喝酒用餐的人仿佛就喜欢这份热闹喜庆，很享受坐在众人视线内的感觉。

紧挨县城的古城墙外，有一座保存较好的护城楼，实际上是明长城上的军事设施——敌楼。明万历四年（1573年）建成，楼高20米，楼顶阔30米，环围600米，内部结构九窑十八洞，坚固耐用。因蒙汉关系改善，战事平息，为了加强两族经济文化联系，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敌楼顶修建玉皇阁、钟鼓楼。后来，护城楼几经浩劫，僧人出走，神像丢失毁坏，只留空楼一座。“文革”期间，楼内成为生产队粮仓与百姓堆放杂物的场所。我们去时，顶部的玉皇阁正在修复中，神像已塑起，只等彩绘。而楼下的九窑十八洞内早已迎请到儒释道三教名流，失了御敌功能的军事设施被改造成了神的会所。这座砖石建起的护城楼外表高大雄伟，门额上还清晰地镌刻着“镇虏”二字，但拾级而上，迈入门槛，迎面却是一尊笑眯眯的弥勒佛。

河曲县城东有一座造型奇特、气势磅礴的文笔塔。这座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塔直接建在明朝的烽火台墩上，形似一杆大笔，传说是因调整河曲的文化风水而建。依着文笔塔，如今建了一座公园，名白朴公园。公园名字取意河曲本地的历史名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园内有一块巨石，上书“山西省作家创作基地”。

河灯的倾城之恋

来到河曲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去河灯制作传承人赵六十一的家拜访。赵六十一的名字是因他在爷爷61岁时出生，这种数字名在河曲、保德一带很普遍。老人一家住在独门的平房院里，院子中央长有一棵海红果树。他今年74岁，身体不错，仍然可以为河灯会做大量的河灯。在我们的请求下，老人从一间柴房里拿出工具和纸张，临时扎了几个简单的船形灯。看上去工序并不复杂，只是最后船体要刷上桐油，船底要粘上些许沙子以便稳住重心，棉线做的捻儿栽在中央，要等放河灯时才会浇上本地盛产的麻油后点燃。河曲人提到这麻油，又心疼又虔诚地说：就是平时吃的油，散打也要16元一斤。点河灯是河曲人心中的神圣之事，他们绝不会在这上面耍花招。所以，放河灯时，一定要提上两桶这样的油。

黄河给河曲带来富饶和便利的同时，还有泛滥成灾的困境。于是祭祀河神，祈求平安和风调雨顺就成为河曲人的最大心愿。旧时沿河一带建有多座河神庙。除了日常供奉外，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都会漂放河灯。《中国文化杂说》第一卷记述：“河灯会”是以山西省西北河曲县七月十五夜黄河灯会，最为盛大、壮观。明万历版《河曲县志》记载：明弘治十三年（1501年），知县李邦彦率众祭奠大禹、放河灯。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皇帝西巡至河曲唐家会河岸，设坛施舍。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开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翟銮设坛祭黄河神。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重修禹王庙，晋、陕、蒙边民捐资将祭奠大禹、放河灯的历史情形绘于墙壁。如今位于西口古渡的禹王庙的壁画尚存。庙里的南北两面墙壁上各绘有32幅方格形的连环画，画面略有些模糊。我们在其中找到两幅明显能看出河水和画题的，一为“州县共祭”，二为“邑人祭河”。其中“州县共祭”的图中央有两位人物，面对波涛滚滚的黄河而立，着蓝衣者正说着什么，而着红衣者合十跪拜，河面上漂浮着几盏已点燃的河灯，形状与现在的河曲纸船河灯一模一样。

从史料中可知，河曲河灯会官民皆有参与。一方父母官，为保佑百姓平安，以河灯祭祀大禹，间接劝慰安抚于浩荡的黄河，以求风调雨顺，万民欢乐。而真正以一盏小小的河灯祭奠亡灵，在民间已几乎不存在了。在重要节日或死者祭日，河曲人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习惯到坟头或十字路口给逝者烧些纸钱。黄河上漂放河灯，更多地成为一个地方的传统仪式。河曲县城连固定加外来人口也就四五万人，河灯会期间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倾城出动了。

从高坡上俯瞰黄河上的沙洲。

中元节的古渡狂欢

早上7点不到，我们赶到禹王庙时，一只被神选中的山羊正站在一辆三轮车里目视前方，看样子是一早被主人从村里拉进城的。我们一打扰，它立刻低下了头，不知是害羞还是胆怯，仿佛已预感到自己的命运。时辰一到，民乐声中，有人牵羊来到殿前，用凉水洒了羊全身，并灌水到其右耳，然后再剪了右耳一小豁口，挤出几滴血，血滴在两条黄裱纸上，在禹像前烧了，磕头，就算神“领牲”了。经过这番仪式后，山羊被拉走，但不是回到原先的主人家，而是被屠宰，分食给参与放河灯的工作人员。传说吃供过神的牲，能讨来吉祥。

西口古渡在这一天最为热闹，河曲人在这里纳凉，看戏，或者就是凑热闹，看风景。古渡口作为水旱码头的原有职能彻底消失，转换成一处历史缅怀地，一处风景。河曲的西口古渡最繁荣时是在清朝，那时正值走西口的大浪潮，此处是重要的水路之一。一过黄河，就是风格迥异的蒙界。再往西往北，走西口的人越走越远，直到抵达包头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在内蒙的河曲籍人约有25万，是河曲县人口的两倍。他们在地广人稀、水土肥沃的西部找到了更加心仪的居住之所。但留在家乡的河曲人，却始终对走西口系着凄楚漂泊的情结，逐渐在每年一次的河灯会历史里加入祭奠走西口亡灵的一页，致使许多人误以为，黄河漂放河灯来源于为西口亡灵招魂。

历史好像是有拐点的，河曲人如今兴致勃勃地在家门口的黄河漂放河灯，放飞心中的美好愿望，明显带有狂欢的味道。祭祀河神大禹，悼念走西口亡灵，或给溺死于黄河里的人照亮回家的路。如今的河曲河灯会充满现代人复杂的情思。

傍晚，朝向黄河的偌大台阶上早早坐满了人，他们在那里等待放河灯。几千盏河灯先在禹王庙前供奉过，才载到船上。放河灯的工作人员有男有女，个个脸上浮着骄傲的神情。两条船离开岸边开往上游。前两天，我们已跟随他们一同到上游放过河灯。放河灯的活很累，几千盏河灯，两条船上的十几个人流水线作业，需一个小时才能放完。岸上的观众根本看不到上游的船，人与船都隐在夜色里，只有点亮的河灯突破黑暗，进入观众的视野。

晚上8点钟，远远地望见河面上有灯亮起，一盏盏漂下来，越漂越多，最终排成长队，浩浩荡荡，集体奔赴某个地方。漆黑的河面上，河灯显得分外明亮，如梦似幻。这时河对岸的礼花打响，夜空一片璀璨，与河面上安静地漂着的河灯相映衬。几万观众面向黄河，兴奋不已。那些亡灵们，包括禹，所有逝者在人心目中都已变作大大小小的神，给了活着的人安慰、希望和憧憬。

成了看台的台阶上人潮拥挤，摄影师用慢速拍摄形成动感。

黄河里的“娘娘滩”

据说这个小岛是万里黄河上唯一有炊烟升起的地方，容易让人联想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所描述的浪漫场景。娘娘滩是河曲县最著名的景观，也是县里重点打造的旅游工程。位于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的黄河中流。它的上游是龙口峡谷，滔滔黄河在数百里陡峻绝壁的挟持之后，突遇河中央的娘娘滩，火爆的脾气顿时消解，从此展开方圆数十里富饶的河谷平原。

在河曲县博物馆馆长任俊文的带领下，我们先到达罗圈堡。站在山脊上，娘娘滩的全景尽收眼底。从罗圈堡的黄土高台望下去，娘娘滩像泊在黄河中央的一片椭圆形的植物园，全岛均被树木和庄稼密密地遮盖着，看不到人家。因为站得高，视觉出现了浓缩效果，感觉娘娘滩太袖珍。但实际上，即便岁月侵蚀涤荡，娘娘滩现在仍有20万平方米土地。据县志记载，清朝滩面甚至“广可五顷”。

娘娘滩古时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南岸是汉民族，北岸是少数民族。两岸人民在此交融，也在此争斗。南岸的罗圈堡是明朝初期建立的一个关，独立于高山顶上，与长城、堡、烽火台、墩、口等共同组成严密的防御工事。据史载，城堡全由青砖包砌，高三丈五尺，正南设有瓮城。东连接寨子，南有饮马泉沟、纸房沟，西有八墩台，北有长城，长城随山而建。罗圈堡东有石城口，西有石梯隘口，控制着整个河曲东西往来的咽喉之地。

穿过一片长势茂盛的蓖麻田，我们来到城墙脚下。残留的堡墙只剩夯土层。不知谁家把羊养在墙体的洞里，外边安了小木栅栏，就成了一个现成的羊圈。罗圈堡村保存有不少古民居，一座古戏台，3座古庙。现在村里住着的多是老年人，年轻人都搬到了山脚下。这些老年人没闲着，坡坡坎坎上的地都没荒掉，种着玉米、豆子等作物。早已无人居住的院子里，海红果树和枣树上坠满了果实。

罗圈堡高居于娘娘滩南岸，娘娘滩及北岸那边的一举一动一览无余。再加上沿河的长城，黄河南岸形成了严阵以待的架势。但整个明代，这里也就发生过三起瓦拉部侵边战事。娘娘滩作为由蒙入晋的踏板，战略地位重要，但岛上的居民却认为他们始终受着娘娘的保佑，过着和平安乐的日子。

娘娘滩的来历不简单。传说汉文帝之母薄姬娘娘遭吕后陷害，逃到岛上避难，故起名为娘娘滩。最有力的佐证除了一些史书和碑文上的只言片语，就是滩上不断地出土了烧制有“万岁富贵”四个汉隶书的圆瓦当。有人推断娘娘滩上出土的“万岁富贵”圆瓦当应视为汉代遗存。或可说是汉代晚期的产物。这与岛上原建有娘娘宫殿的传说相吻合。虽然历史书上没有更多的记载，但岛上居民却为了证明自己的先祖而多方寻找证据。居民李保云后来在准格尔旗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一份旧家谱，是当年娘娘滩上的李姓人家走西口时带走的，他复印了一份，如今就挂在娘娘滩上的博物馆里。洒满阳光的午后，我们乘摆渡船过了黄河。

一踏上娘娘滩就不再觉得它小了。绿树掩映中，出现了农户的轮廓。现在定居的十来户大多是老人，其他家庭已在30多年前的一场洪灾后搬迁到了南岸。老人故土难离，而且当地有句土话极赞土地之肥沃：不慎撒颗钉子，立马就能长成火柱。

黄河不知历经了多少年的风浪，才冲击出眼前的娘娘滩。岛上不多的建筑被各种茂密的树深深掩藏着，我们不断地拨开众植物的纠缠，在正觉迷茫的当口儿，突然发现一扇虚掩的柴门，一只拴着的黄狗警觉地吠了几声。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叫柳二平，是嫁到李家的媳妇，今年64岁。她说男人在地里薅草，孩子们搬到河对岸住了。院子里种着各色蔬菜，还有一棵海红果树。海红果亦名长寿果，是河曲县的特产，几乎家家院里有一棵。果实似山楂大小，色红，酸甜可口。靠着厨房的外墙，立着一个简易的捞具，其实就是一根木棍上绑着大网兜，柳二平说是用来捞鱼的，可以捞到一长的小鱼，油煎或熬汤都好。

李贵雄老人是用他的“话说”口吻吸引住我的。他坐在圣母祠边的一棵树下，正给人“话说”：话说我们家老祖宗……他的老祖宗就是李广，所以他也是功臣的后代。80岁的李贵雄长有一副北方人的身板和脸庞，用聊家常的状态将两千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风云展现给外来的客人。当我问到有关岛上出土的汉代瓦片时，他顺手就从一堆杂物上方拿了两块，一看就是很大的瓦片残端，是古董。他说他家里藏有更好看的瓦当，于是我们穿过一条林间小道，到了他家。他的家同样被疯长的绿色植物包围着，院里也长满果树和蔬菜。他拿出来的是一只“万岁富贵”瓦头，虽然碎成两半，但粘合后相当完整，字迹清晰。正说着，79岁的老伴刘桂凤回来了，她在圣母祠边摆了一个小摊，向游人兜售物品。老两口十分眷恋这片故土，看上去生活得闲适满足。他们家的小狗叫夯蛋，猫咪叫丑莲花。刘桂凤起初很不愿让我们拍照，但让她抱着猫咪照，她立马就像个小姑娘似的与猫咪亲热个不停，也不管摄影师将镜头咔嚓咔嚓地对着她。

娘娘滩上的圣母祠始建年代不详。但现存的汉代大、中、小型砂石柱础遗物，是滩上汉代就已建庙或宫殿的最直接的证据。另外，滩上出土过汉钱、青铜爵、出水口、万岁富贵瓦当、人面蜈蚣塑面砖等珍贵文物，让娘娘滩的传说浮现出真实历史的面容。明万历二十五年（1593年）重修圣母祠碑记，邑人苗朝阳撰文，“圣母者，祀汉文帝母薄太后也。”此后，因战火等原因，圣母祠曾数次大修，同时也留下了多通石碑。现在我们看到的是2000年复建的圣母祠。殿内中央塑着薄太后像，威严中透着慈悲。据说这位体会过人间悲凉的贵妇人有一颗济世扶贫的善心，像降落凡间的仙女，深受两岸胡汉人民的爱戴。

娘娘滩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源远流长的民间传说，及若隐若现的历史痕迹，使这个黄河中的唯一有人烟的小岛充满无限魅力。而坚守在岛上的屈指可数的居民，无意中被历史赋予了一种传承文化的重大责任。

黄河湖心岛上的芦苇丛

旧县的一出大戏

“焦尾城的葡萄，唐家会的蒜，五花城的姑娘，可袭的不用看。杨桥洼的海红红，香喷喷的酸捞饭，大梁村的那大果子，巡镇的盐干烙，蚰蜒峁的香瓜，寺村的老糜糜，清明节的开河鱼，皇帝他吃了也竖起大拇指夸。”这是任俊文做的《夸河曲》的词。光念这词，内心都有粗犷豪迈的歌声响起，这就是河曲。

在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以前，河曲县城不在此地，而是在再往南的山间。清康熙三十六年（1871年），西口古渡所在的河保营一带始与蒙民交易，沿河汉民也到蒙古垦种土地。所以，此处很快商贾辐辏，繁盛异常，人口十倍于旧城，于是县城就搬了过来。新县城带走了人气，却留下了格局和一些古建筑。安静，古旧，自有味道。这个地方就是旧县。如今是旧县乡政府的所在地。

天上下着丝丝细雨，我们没有深入每条街道，只是就近拐进一道门洞，门额上石刻“聚魁门”三字，上边原有文昌阁，已倒塌。不时有村人从门洞里走进走出，凹凸不平的墙砖和石面，虽充满沧桑，却透出一丝历史的倔强。门洞一侧是一个四合院，保存完好，窑洞形制，正房是明楼，原是清朝的河曲名人黄宅中的老屋。现在住户的女主人是68岁的高喜梅。刷成红色的拱形门窗，与红色的珠帘相映，人从里边走出来，仿佛带出一股生活的火焰。

旧县四围的明朝古城墙基本都在，而且有包砖石。这些砖石同样呈现出一副沧桑面孔，但看起来还相当结实。有3个小男孩做向导，我们绕到村庄后面，拐来拐去，最后穿过一个小门洞，就踩在了城墙上。这门洞是原来的取水门。3个小男孩都是六年级学生，正值暑假，他们在山野里玩得不亦乐乎，一听我们找城墙入口，就自告奋勇地跑在前头带路。城墙在半山腰上，下边是崖壁，非常陡峭。放眼看，周边山色苍茫。这旧县老城，如今还原汁原味地保持着它的模样，一点儿未受到人为的加工和装饰。

村里恰巧在唱戏，百八十位村民淋着细雨或站或坐，聚精会神地盯着戏台，照像机的闪光灯并未影响他们的兴致。台上正演出山西省晋阳晋剧院的《秦香莲》，戏台两侧的电子屏幕打出清晰的唱词。《秦香莲》一剧结束，紧接着又上演了一出《陈三两爬堂》。这时，天上的细雨终于也收了场。旧县至今仍有21处大小寺庙的遗迹。它的东南600米处，是海潮禅寺，原称“海潮庵”。这座庙宇目前是河曲保存最好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佛教禅林。始建年代尚有争议，目前看到的格局是清朝初年的。寺院处在山环水绕中，顺山势而建，北高难低，站在远处任意一点，都可清晰地看到寺院的建筑全貌。寺院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209平方米，大小佛殿28座。各院建筑因不在同一平面，上下以砖碹洞中的台阶回转相通，跟迷宫一般。我们机械地跟随着释演兴师傅上来下去，转来转去，他说这样走，参观完全寺，也不会走回头路。这本身就有禅意在里面。海潮禅寺的建筑布局密集回环，里边的佛像均藏在封闭的木雕神龛内，庄严神秘，游人只能透过玻璃窗瞻仰佛容。但走完一圈儿，却给人有如穿透什么的奇妙感觉。尤其站在最高一层的殿堂，俯视院落和山门，再抬头远望对面的山峦，顿时心头涌上一种安稳自在。恰在这时，一列火车从对面山腰上急急地驶过，这现代物件儿竟然丝毫没有干扰寺院的幽静，反倒只是增了一景而已。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是海潮禅寺的庙会日，周边三省的人民都来拜佛，祈求平安。寺院山门曾有藏头联：海水无边开法界，潮音不断显真如。

从寺院出来，返县城。半路上天空放晴，夕阳明艳。隔着绿色的庄稼地，望到五花城沐在夕阳里的土城墙金碧辉煌。这也是明代的一个军事工程。但五花城最出名的却不是古板的历史，而是遍街的美女“五花城的姑娘，可袭的不用看”，这“袭”取的就是《红楼梦》中袭人的袭字。

河曲灯会举行期间，各乡村都在村中舞台上表演传统地方戏曲。

河曲寺庙中的年轻和尚在窗口发呆

河曲的一座建筑颇有特色的寺庙，院落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

保德

倔强的河湾

地图上，在黄河“几”字形一竖的中段，出现一个很小的横向回流段，保德就处在这个小弯儿里。保德的名称取自“民保于城，城保于德”。这句话源自《左传·哀公七年》。其核心指的是传统“德”中的“信”和“仁”。我曾经沿着黄河，从北向南两次穿越保德县，发现保德腹地的村庄与著名的碛口古镇周边的村庄相似，都由层层叠叠的窑洞构成。窑洞内一律砌着土炕，因为地理环境使然，窑洞几乎都是石质的，几百年纹丝不动，只有老旧的尘埃能够证明它们已经历了岁月更迭。村民们一边按部就班地过着日子，一边将脚步踏向外部的喧嚣世界。留守的老人、儿童、妇女居多，青壮年男人大多到外面闯荡去了。

黄河沿着保德的西部边缘由北向南穿过时，流经县城的一段却突然由东向西流，然后大约在林家沟始再慢慢地转自从北向南流。九曲黄河的魅力在保德显露无遗。保德县背靠巍巍吕梁山，面临滔滔黄河水，处于黄河中游的晋陕大峡谷，曾经也是著名的水旱大码头。保德的县城与陕西府谷县县城隔岸相望，像黄河两头的双胞胎弟兄。分属两省的两家黄河弟兄，自古就有不少通婚的人家。

在1938年3月，号称“小杭州”的繁华保德古城毁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大火在古城燃烧了三天三夜。现在的保德县城是在原县城的东关镇重新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更紧地依向了黄河，而旧城已蜕化成一个村庄，即如今的城内村。

从陕西府谷县看黄河对岸的保德县城

圪梁梁上的保德情歌

右边这首民歌，在保德流传最广，也是据专家考证完全属于保德版权的一首民歌。我在保德，最先听到的也是这首词曲简单、音域宽广、感情奔放、气韵高亢的民歌。喝了酒的保德人一旦唱了，便用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你，将歌中的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酒店的房间不高，炸雷般的歌声直冲天花板，最后在房间弥漫开来。

在黄河由西向东转而由北向南的拐弯处，即晋陕蒙接壤的三角地区，蕴藏着一种特殊的民间文艺，就是北方民歌。陕北的“信天游”，内蒙古的“爬山调”，河曲、保德的“山曲子”同属这种类型的民歌。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互相借鉴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谁也很难分清哪首歌最初是谁先唱出的。保德县文物管理所的王引为老师冲着我对保德民歌的热情劲儿，慨赠我一本20世纪80年代初编印的《保德民歌》。牛皮纸封面，里面的纸张已泛黄，是人工油印的，200首未经加工修改、原汁原味的民歌，包括词与曲，全部是由当时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深入村庄采制录音，最后整理所得。有许多歌手，今已作古。王引为亲自参与了这次采风。他说这是第一辑，原本要续第二辑的，可惜计划因故流产。

“大红那油枣房梁吊，满嘴嘴白牙牙对哥哥笑。黄生生的油梨黑把把，巧嘴嘴对哥哥拉话话。”——刘家畔·王桂英唱

“白天那想你呀对人家说，黑夜那想你那枕头上哭。想你那想的呀上不了炕，炕棱上画下个人模样。”——扒楼沟·冯十五一唱

“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马家滩困住了一只船，天河水隔住了两头头难。”——腰庄·二毛有唱

“担上油枣那进后滩，受苦受罪是为爹妈。十冬腊月那走岢岚，受罪的那人实可怜。”——冯家川·利利唱

“半夜那走路遇上狼，鞋钵钵打来石砂砂扬。你走东来我走西，咱二人到此两分离。”——赵家峁·赵锁年唱

为了找会唱民歌的人，我们去了保德的陈家梁村。村长便热情地打电话叫来了两位中年妇女。45岁的白换姚和47岁的陈板次。她们随意地站在陈家大院外，放开嗓子便唱起来。村里有个十人的班子，平时常走村串巷为人助兴。民歌的传唱已不像过去那么流行，但毕竟还能在村庄里听到，而保德城里的年轻人同全国的年轻人一样，嘴里哼唱的已经是流行歌曲了。

保德的文人陈秉荣老师于2008年编著的《大河采风》里，有一多半的篇章是有关保德民歌的。这些民歌基本形成于上世纪30到60年代。分歌头、颂歌、劳动歌、走西口调、情歌、酒歌、杂歌。如劳动歌《放羊调》：“背上干粮叫上狗，哪一天不在你家门前走。背上干粮叫上狗，我和哥哥相跟上走。山羊绵羊都赶上，要死要活相跟上。马走大路羊走畔，为朋友为下个放羊汉。山羊绵羊五花羊，小妹子爱你没商量……

著名歌唱家马玉涛就出生于保德的马家滩村。她小时候住过的四合院至今还在，里面现住着故乡人。那是一处清朝年间建成的老房子，从门楼、窗棂、屋脊等处的精雕细刻处，可看出当年的华丽和精致。不知道马玉涛的高音是不是与保德这片多陵的土地有关，是不是小时候站在山峁上吼出来的。保德人至今还在热用一个动词——“吼”，“叫人去”在这里被称为“吼人去”。似乎不吼出来，那“对坝坝山上”、“圪梁梁上”的人就无法听见。

保德的民歌很有特色，图中两个当地妇女在唱民歌。

倔强的保德人

关于保德人的性格，问到的保德人无一例外地都点到了倔。男人、女人都倔。不过承认自己倔的保德人却很少吵架。来到保德的街面上，看到的是一种悠闲和从容。此地人多地少，县城的人口密度很大。但是这么多倔强的人被一个丁字型的街道分割、融合，却偏偏相处得其乐融融。

保德县城现有两条主干道，一条是新街，东西向，即平行于黄河的府前大街，县委县政府就在这条街上。繁荣整洁的街道有明显的现代气息，而与府前大街呈“丁”字的是一条南北向的旧街，略高的人行道赫然建在路中间，与两边的路面成三等分。两侧车流滚滚，中间的行人却悠悠地散着步，成为保德一景。原来，在旧城改造中，将由南而北流过的梅花沟水加盖水泥板，做人行道用；两侧的街道依然叫梅花西街和梅花东街，看着是一条大街却有两个名字。这条保德人习惯称作旧街的街道异常繁华，想领略保德人口的密度和探究“小香港”称号的原由，就到这条街上来。白天，人行道上的行人川流不息；而到暮色初起，下班回家的人更是将人行道装了个满满当当，夜市小吃摊也在人行道上开始营业。这么多人挤在一处，却无吵嚷声，老百姓的日子已非常默契地汇聚在一起，像条平缓的小溪款款向前流动。

但保德人还是有点倔。那天晚上，结束一天的行走，饭桌前的我非常想听到有名的保德民歌，非常想让随便一个保德人能随便就吼出一两声原汁原味的民歌来。但这一愿望的实现却耗了我一个小时，让我说了一箩筐好话，也让白酒燃红了脸。

保德历史上有两个名人，他们的人生结果也与倔有关。保德县故城村沿黄河的悬崖上，有个叫钓鱼台的地方，上面有一组石窟建筑，明末五省总督陈奇瑜曾在此隐居。现有大小6个石窟，其中有陈奇瑜当年的起居室，方形，面积不大，面向黄河有窗口，地下的暗道通往别处。悬崖上的栈道痕迹十分明显，向上攀登可以通向村庄。陈奇瑜，字玉铉。山西保德县城内村人。这个生前因镇压农民起义军受“帝嘉劳之”，后又因不慎放纵农民起义军被捕下狱继而流放回老家的保德汉子，在历史上毁誉参半。用心计胜了陈奇瑜的李自成队伍，不知在背后是不是感激保德人的豪爽守信。反正被流放回老家的陈奇瑜，却选择了易守难攻的黄河绝壁。石窟开凿花费了三年时间。不知他是仗打多了心有余悸，还是决心潜心面壁信佛，过自在无为的生活。这处供人居住的石窟设计精巧，天人合一。端坐于石阶上，甚至只从窗户里伸出钓鱼竿，便可悠悠垂钓于黄河，这样的生活也算是人生奢华到家，清静到家。但是，历经朝代更迭，清政府以“未获准”而“私修钓鱼台”，及蓄发不剃不做清朝顺民为由，将陈奇瑜施以极刑。陈死后，葬于距钓鱼台2.5公里的林家沟村“陈氏佳城”。

这个倔强的保德汉子，在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慷慨守节而去。而在私人的生活中，陈奇瑜却给人留下了一副温柔的面孔。

陈奇瑜有个胞妹叫陈敬，自幼许配郭氏为妻。后郭氏家道衰落，郭氏本人又无行，所以陈奇瑜爱妹心重，便劝说妹妹退掉这门婚事。但是时年已16岁的陈敬，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耻于“好马不备双鞍，好女不嫁二夫”遂自缢身亡。她的倔强，不输哥哥陈奇瑜。两个人都为了内心的准则，不惜抵掉宝贵的生命。天启皇帝知道这件事后，赋诗一首并赠陈敬烈女称号，崇祯三年（1630年）建牌坊崇祀。但到了清顺治五年（1648年），陈奇瑜被清廷处斩，这个死去的妹妹也受到株连——烈女祠被捣毁。现存的烈女祠是清康熙年间，陈奇瑜的侄孙——陈大谟重建，位于保德县南关村西北隅。祠堂是坐西向东的两进小院。山门外有砖雕牌坊，坐南向北。这座牌坊一式两用，南面是“五省总督”坊，其联曰：“名与孙卢齐海内，治同道黄泽天中。”北面是“烈女”坊，其联曰：“一十六岁能完节，二百余年重建坊。”

一年一度的河曲灯会吸引了十里八乡、山陕蒙三地的百姓前来黄河边的广场观看放河灯，台阶成了看台坐满了人群。

走西口的大浪淘保德

保德有一首著名的走西口民歌——《惜别》，“……人生地生到处生，西口外没有你认得的人。送哥哥送在大门外，两腿发软我回不来。哥哥走来妹子瞭，泪蛋蛋抛在大门道。哥哥走来妹子瞭，哭红了毛眼眼心锤锤跳。瞭得哥哥翻过山，手巾巾揩泪攥不干。越瞭越远越心惨，泪蛋蛋遮住了毛眼眼。泪蛋蛋本是心上油，谁不心疼谁不流……”

走西口，最直接的影响是人间离别，尤其是男女间的情爱离别，这种生生的离别给走西口抹上了一层忧伤的色彩。潇洒外出奔好日子，还是厮守在一起平凡相爱，永远都是人生的一大选择难题。史上，处于晋西北的保德、河曲“走西口”最为普遍，也最有代表性。普遍性是指“走西口”的历史长，人数多。不过保德人由从事农业经济活动，逐渐转向了从事以生产、经营中药材甘草为主的商品经济活动。

一直以来，人们对走西口的理解似有误区。其实历史上的走西口浪潮，是人们渴望摆脱贫困，勇敢探向未知的举动，也是政府缓解社会压力鼓励人们开发边疆的措施。除了人们以为的血泪史，更多的是人们在口外那片广袤肥沃的土地淘到了第一桶金。到全国解放前夕，保德人经营的甘草行业在内蒙古地区取得了垄断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保德人在内蒙的人数占保德所有人口的2/3，而目前全县境内的保德人只占到1/3，可想而知，走西口让人多地少的保德人找到了另一条出路。

当时的雁北人要从右玉县的杀虎口过关入蒙，而保德人因为处在晋西北，所以走的是另一条路线——直接从东关渡口离境过黄河，进入陕西省府谷县，经古城乡入蒙。陕西省古城乡是座边陲重镇，城中的关帝庙是清朝时期的蒙汉分界处，设有关卡，因此这个城门洞口也叫做“西口”。大多保德人走的是这条道，穿过这里，就真正进入西口外了。

我们沿着当年保德人走西口的方向走了一小段路，只想感受一下那种苍凉和寂寞。跨过1972年修筑的黄河大桥，进入陕西省府谷县城，约半小时后见到路边有一块小型的方形石碑，写着“石庙村”，并看到一处红色的庙宇。同行的王培祥师傅随口讲了句走西口时传下来的顺口溜：“路过石庙，打火抽一袋烟。”这里离保德还不算远，但毕竟已是异乡。我记下了这些在路边的村庄标志，张家峁、小字沟、西王寨、清水川乡、南梁村、黄甫镇、墙头乡、麻镇……大多村庄只见标志，村庄还隐在山丘深处，而路过麻镇时，看见一座古门楼就在路旁不远。过去那是走西口人的必经地，如今已修了盘山公路，便不再需要穿过古门楼了。车到故城乡，路边的地势平坦了许多，偶有一身金黄叶子的杨树站着，田野开阔起来，葵花、玉米，叶子都已枯黄，已经收割或正等待收割。故城乡的关帝庙，山门将陕西和内蒙古分出了界限。这处标志性的建筑，让多少人感慨万端——西口，奔的就是这西口。从此，在西口外，便要寻找人生的好梦了。

长城、窑洞、逝去的古道……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沧桑，似乎已经不分彼此。

枣园和石花鲤鱼

“有枣杵一竿，没枣也杵一竿。”这是产自保德的谚语。虽然意思是喻人办事没方向，做无用功，但这特殊比喻的产生，也从另一侧面说明这个地方肯定盛产枣。若是初秋时来保德，最大的享受便是能看到满眼的红红的枣子。

保德的枣树随处可见，而黄河滩上的枣园子更是一个紧挨一个。位于黄河岸边的保德县，种植枣树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就连康熙皇帝为平噶尔丹之乱，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第三次亲征路过保德，都给保德的油枣留下了神秘美丽的传说。在保德县最南端的冯家川，黄河滩上有一大片枣园子，其中有一处被水环绕的地方形似碾盘，其上生长的枣树十分古老，老根虬枝，但果实依然累累，更奇妙的是这里的枣树不长刺。结的枣称碾盘枣，除有保德油枣的共性——皮薄肉厚核小外，更比其他地方的枣珍贵吃香。

记得第一次来保德的时候是10月，我们的车停在冯家川乡政府的大院里，一下车我就跑到与大院只隔一条小路的枣园子里。那里正有村民在打枣。几百亩的枣园子，枣子大都已打完，但还剩部分挂在树上。有一位小伙子正站在高高的树枝上用力摇树身，枣便哗啦啦掉了下来，红红地铺了一地。有摇不到的树梢处，他就用竹竿朝枣树枝敲了几下，早已熟透的红枣就扑腾腾掉了下来。拾枣的人是一大家子。3位妇女，一位老大爷。他们都是坐在一块儿坐垫上拾枣，一人身旁放一个箩筐。因为枣太多，拾净一片儿需要不短的时间，所以才带了坐垫来。

村民们热情朴实，临走时，还非要让你装上一袋子。可惜树底下极好吃的保德油枣只能卖到每公斤三四毛钱。许多枣子挂在树上，村民已不屑打落，而掉在枣园子里的枣也拾不干净，有枣树的地方，地面上随便都能拾到完好无损的枣。保德人对枣早已不稀罕，有的人竟然在儿时就吃伤了。不过，保德的婆姨普遍是美丽的，可能与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枣有关。过去，在收获枣子的季节，家家除了忙着加工、储存枣子外，还编织枣牌——用谷穗杆穿了略绵的红枣，制成各种不同形状，有菱形、方形、心形，还有枣囤囤，枣篮子等。一来是挂在墙上作装饰，二来也表现了丰收喜庆的主题。现在，做枣牌的人家很少了，人们不再把这红火的传统习俗当回事儿。第二次再来枣乡，乡报告员刘歧顺极热情地找来村民王花眼和王中括，他们在枣园子里就地选材，现编了一个菱形枣牌赠予我。

冯家川乡的67岁的冯老师热情地领上我们去看传说中的碾盘枣园。枣园不远，就在村北面，与其他枣园隔着一条河沟。因黄河水泛滥，紧挨河面的枣树已被推走了一多半，如今是一片河滩，上面种着玉米。碾盘枣园剩余的枣树大约还有两万平方米，许多都是活了几百年的老枣树。当年康熙帝品尝了碾盘枣园的枣后，便指定为贡枣。据史料载，当年康熙第三次亲征是在农历二月，二月不是枣收获的季节，所以康熙不可能来枣园子查看，但他品了储存的保德油枣是有可能的。保德人除采用自然晾干的办法储存枣之外，还加工成糖枣、熏枣、酒枣等。冯家川如今打的也正是这康熙贡枣的品牌。中午，乡里款待了我们一条黄河绵鱼。这是对贵宾的礼遇。因为冯家川一带的黄河绵鱼是至宝，好吃，营养价值高，但极难打，市面上一般买不到。

天桥石花鲤鱼也是保德黄河中的一大宝。一般在开春时才能打到。浑身金红色，十分耀眼，营养价值极高，传说祛百病。此鱼与冯家川的碾盘枣一样，也与康熙有缘。据史料载，当年康熙于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经由大同来到保德境内，知州唐文德率众到郭家滩迎接，住生员陈士宣家。第二天，唐文德为讨好皇帝进献了鲜活的石花鲤鱼，康熙品尝后大觉好，提出要每年进贡。哪知，这石花鲤鱼是黄河鲤鱼中的极品，独产天桥峡，上下里许味道绝不相同，所以产量不大，且难捕得。皇帝的恩宠虽然给这鱼罩上更多的光环，但却苦了当地百姓。此后，保德设官船12只，专为皇帝打捞石花鲤鱼。按例每年进贡140尾，但文武将吏，率多谋求，遂副贡馈送各名目加至4000尾。

后历史上也有几位较为开明的官吏适当减轻贡鱼数量，但并没从根本上解决民困。直至清王朝结束，石花鲤鱼才最终恢复了自由身。

站在天桥峡，眺望黄河，水面极为平静，无鱼兴起。因季节不对，我们没有见到石花鲤鱼，但却见到了一双收藏于保德民间的木刻石花鲤鱼，据说这两尾木鱼是当年向皇帝贡鱼时的通行证。在皇帝想吃石花鲤鱼时，有人便先端着一双活灵活现的木刻石花鲤鱼在前开路，后面才是侍女手捧鲜烹的美味匆匆而行。

枣牌是保德一绝，凡是大多数上点年纪的人都会制作，枣牌的制作就地取材，快速完成，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

清代的文物木雕黄河鲤鱼造型别致做工精美，代表了浓重的黄河文化。

一个保德的孩子在树下打枣

在保德，一个孩子骑车带着一袋大枣拿去晾晒。

作别前世的伊甸园

保德全境是国家级古脊椎三趾马化石保护群。而这些化石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带在红土层，所以这种红土被命名为保德红土。上个世纪初，国际上已经对保德的这些丰富资源进行了研究。近年来，仍然不断有国内外的各种科学考察活动在此地进行。芬兰、瑞典、美国的知名学者多次前来保德考察，使该地区成为国际古生物界的一个热点。2004年9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博士生导师张兆群、刘丽萍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Mikael Fortelins（中文名傅铭楷）带领他们的博士生来到保德，在冀家沟一带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科学考察。

这是一个典型的山村，全村共有1000多人。许多枣树长在崖畔上，熟透的红枣还挂在树梢。因为地势陡峭，不便打枣，只能任其掉落。村里几乎没有什么平地，最平的地方就是自家的院子兼别人家的房顶。整个村庄就像镶嵌在山坡上的一场艺术品展览会，一层叠一层。圆拱形的门窗，金黄的玉米和红辣椒吊在檐下，狗和鸡在院子里闲逛。我们向两位村民打听专家考察三趾马化石的所在地。他们便指着对面的山说，有红土的地方就是。

向对面眺望，一条干河沟将山分成了两半，山坡上有些地方露着红土，那可能就是考察报告中的杨木沟。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着下坡，穿越了冀家沟村，下到山谷底，再向对面的山攀登。沿河沟向上走了一段路后，发现不对头，根本无法接近红土，便回身再找。王引为经验比我们足，他上到河沟右边的山坡，很快找到了一条羊肠小路，沿路往山上走，终于看到了一个洞口。他兴奋地喊我们，找到了！

1914年，曾担任瑞典地质调查局局长的安德生博士来到中国，并被聘为中国政府的矿业顾问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博物馆馆长。这时瑞典王储卡尔·古斯塔夫二世（Carl GostafⅡ，后为瑞典国王）出资要求安德生在中国发掘龙骨以便收藏、研究。于是安德生于1919年派两位中国技工到保德，发现了丰富的“龙骨”，即哺乳动物化石。这些“龙骨”原来一直被当地人当作中药材采集，被安德生的技工发现后如获至宝，共采集了27箱，其中大多数是犀牛、偶蹄类和肉食类动物化石。1920年，安德生又派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采集，获得化石47箱。这些化石被迅速送到瑞典，交给乌普萨拉大学的古生物学家维曼教授进行研究。这时候，安德生感到迫切需要一位专业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来负责野外的发掘工作，于是维曼推荐了他的奥地利学生师丹斯基博士。师丹斯基1922年来到保德，聘请了中国人刘诗固（音译）帮助他收购龙骨。他们在保德发掘了大半年，采集了100箱化石，并绘制了这个地区的详细地质图。在保德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成为《中国古生物志》中三趾马动物群专著所依据的最重要材料，从而也使保德这一著名的新近纪化石地点闻名世界。

保德的岩层很有特殊性，在古老的石炭纪页岩上不整合地覆盖着新近纪地层，最上部是第四纪的黄土。新近纪地层的下部为巨厚的砾岩，代表了这一地区在经过了长期的风化剥蚀后重新开始沉积。砾岩之上就是有名的红土沉积，由于其中富含三趾马动物群的化石，所以又被称为“三趾马红土”或“保德红土”。我们看到的这个洞口很小，只能容一人蹲着前行，里面黑乎乎的，似有岔口，望不到头。曾经考察留下的洞口很多。我独自沿羊肠小路继续向上走了几十米，随势转到后山。隐约的狭路还在继续，身边悬崖绝险，一阵风吹来，我险些滑下去，于是只好作罢，几乎四肢着地爬了回来。遥想当年洋人将一百多箱沉重的龙骨运出山外，恐怕也殊为不易。

现在，采自保德的174箱古脊椎动物化石被存放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占了第三层的一半以上。它们保存之完整，标本之硕大，令人惊异。就是这些保德化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培养出了包括傅铭楷和他的老师等15位博士，而且数量还会与日俱增。另一批经刘诗固帮助发掘收购的龙骨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美国人魏德曼转运到了美国，现存于纽约国立自然博物馆。

另外，保德有一处新石器遗址，在黄河岸边的林遮峪村。地面上还能看到一些灰色、红色的有纹路的碎陶片。就在这片遗址处，1971年还发掘过一座商墓，出土了109枚磨背式大型无文铜贝、113枚海贝和车马器等。保德铜币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铜铸币。其体型之硕大、铸造之精美、打磨之细致，堪称人类金属货币之鼻祖。原来裸露出来的商墓早已回填，现在覆盖其上的是一小片土豆，旁边还有一棵野生酸枣树，果实又圆又大，已然熟透。

从前的保德无疑是动植物们的天堂，而如今的保德却一改传统农业县的面貌。地下巨大的煤海取之不尽，地面上却难见到煤，国际一流的现代化采煤业使保德受益匪浅。曾经污染严重的保德城，通过前些年强有力的整顿改治，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环保新城。目前，只有来自临省的运煤车还会给保德的公路和公路周边的环境带来一定的困扰，而保德自本地煤却极其快速优雅地，通过一节节火车车厢直接运到外地。

保德，这座以“信”、“仁”命名的小城，见证了无数历史风云和人世沧桑。如今，这里的村庄似乎更加宁静，老屋更加沧桑，只有那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枣树依然茂盛；只有那熟得诱人的大枣，仍是一年一年地红个不懈。

河曲也是山西的产煤区之一，运煤的车辆通过沿黄公路来往于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