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西汉中到甘肃陇西，有一条相对宽阔的通道，叫做祁山古道。这条通道从东南的汉中盆地西缘起始，指向西北，形如一条走廊。早期秦人因生存、因交往、因战事，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发了这条走廊，使得这条走廊成为秦岭和岷山山区勾连内外的要道。

陕西省陇南市礼县的祁山堡见证着古道的千年嬗变

据高天佑先生（陕西省陇南市民盟主委）考证，祁山道的具体路线为：秦州（天水）—牡丹—罗家堡—盐官—祁山堡—长道—石堡—汉源（西和）—石峡关（龙门关）—太石渡（入西汉水）—镡河渡—白马关（寺台）—大南峪—两河口—横现河—略阳—汉中，或石峡关—纸坊—成县（经青泥河、飞龙峡入嘉陵水道）—略阳—汉中（出自《文博》杂志1995 年第2 期刊载的高天佑《陇蜀古道考略》一文）。古道水陆兼行，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汉光武帝刘秀有名的“得陇望蜀”战事、吴玠兄弟抗金战事均发生在祁山道或与之有关的地域。

形似走廊的祁山古道南墙是南秦岭和岷山山系，武都（今甘肃陇南武都区）、阴平（今甘肃文县）即在此，北墙是北秦岭，走廊完全是穿山寻地而行，婉转曲折，最后抵达祁山。到了祁山，就等于出了山区，一路开阔，可抵天水。

这条走廊除了两端以外，还有两个出口，一个出口是在成县，连通散关故道，可以通过大散关直抵陈仓。暗渡陈仓，就是走的这条路。另外一个出口在文县，这里古代叫阴平，有一条七百里的山路，直通绵竹。诸葛亮北伐曹魏战事四过祁山古道，无论诸葛亮是去祁山还是走散关，古道都是必经之地。

然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那就是祁山古道的北段基本上处于早期秦人活动腹地西垂域内，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早期秦人与祁山古道的关系。目前，学界很少有这方面的文章，出现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为此，本文将祁山道的开拓与早期秦人联系起来，通过史料考证，说明早期秦人对祁山道的开发曾经做出过的重大贡献。

祁山古道的南北走向路线图

早期秦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

早秦时期的西戎，绝大部分部落以骑猎为基本经济方式，土地广阔而原始，利用水平低下。而秦人是由西迁东夷民族的成员部落中，部分发展壮大的民族，相对于比较落后的西戎部落，有着先进的社会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他们一进入西戎地域，即展开了多方面、多门类的经济开发。

郭沫若先生曾在《甲骨文研究》中认为，殷代甲骨文中已经有“犁”字，在《奴隶制时代》中又认为殷人已经发明了牛耕。笔者赞同郭沫若先生观点，而学界不乏与郭老先生不同的观点，但是，随着商墓中出土青铜犁，说明殷商时期以前就已经有了犁，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也说明，不能排除殷商时期已经有了犁耕的可能。既然如此，与殷人同样出自东夷族团的嬴人，素有驯养禽兽的技能，也已经成功驯养牛，掌握牛耕技术也是必然的。《世纪·秦本纪》载，嬴人有事商首领名恶来，据笔者考证，“恶来”即力量特大的杂色牛，可见嬴人是相信牛的力量，崇拜牛的，掌握御牛技术是不难理解的。

目前，学界无争议的认识是我国春秋时期的东部地域已经具有普遍而成熟的牛耕技术，并以孔子有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晋国大力士姓牛名字耕为例，“牛”和“耕”联系在一起，说明最晚在春秋时期牛耕已经很普遍。掌握了牛耕技术的嬴人，西迁西垂后，面对闲置的广袤土地，第一本能便是土地开发，而且很快进入了半耕半牧的生产形态，并形成了传统，贯穿于嬴人到秦人、到秦族、到秦国的整个历史。

另一方面，嬴人充分利用西垂地域盛产的卤水，将畜牧业发展推向了高峰。如首领大骆即以骏马命名，大骆的庶子非子以善养马而为周王室所赏识，终成附庸，复祀得姓，为重振部族立下不朽功勋。

其实，在更早以前的帝尧时期，东夷族团的和仲一支肩负测日的使命，即已开始了对西垂地域的开发。据祝中熹先生（甘肃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主任，历史考古学家）考证，和仲一支即嬴人，和夷即和仲一支。据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地图集》载，直至战国时期，和夷仍活跃在今西汉水下游和白龙江中上游一带，至今，甘肃礼县南部、西和县西部盛行“说春”民俗，当为和仲测日活动的遗风。可见嬴人对西垂开发之早、影响之深远。早期秦人是对嬴人西垂开发的继承和发展, 历时相继八百余年，至襄公始国时，秦国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实力强大，在诸国中，影响甚巨，是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实体，为祁山道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往祁山的现代化三级公路

古道开发为嬴人秦人经济交流和战事所需

祁山古道的开发能够满足迁徙的客观需要。嬴人由东夷西迁，比较大的规模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帝尧时期和仲一支奉命西迁，宅西测日；第二次是夏末，嬴人参与了以商人为首组成的东夷联军，讨伐夏桀胜利之后，商朝建立，东夷联军中的一部分嬴人留守在了西垂；第三次是西周初年，以蜚廉为首的东夷发动反周叛乱，被周王室镇压，部分嬴人被西迁西垂。嬴人这三次西迁西垂地，其迁徙路线均为关山—张家川（东汉陇城）—朱圄（今甘谷磐安）—峁谷（今礼县红河谷）—西垂（今西汉水上游地区），为祁山道东北端。从历史时期分析，嬴人西迁时期也即祁山道的开拓期。

为了满足经济交流的需要，祁山古道的雏形逐步形成。在秦国建国之前，嬴人与外部的交往规模较小，主要对象为周边戎人，如迁西早期的产品交流和人员交流、外事联络等，即使与上国如商周王室、宗族国有联系，规模也不大，人员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便道即可通行。但正是这种便道，为祁山道的最终开拓探测了路径。这一时期，基本局限于嬴人初入西垂时期。

祁山古道的开发还为了满足大规模军事活动的需要。这一时段始于周厉王时期。当时西垂嬴人首领为大骆，为了摆脱西周以来部族奴隶的政治地位，在政治上开始亲周，由此与诸戎开始交恶。大骆有两子，宗子成一支驻西垂祖邑，庶子非子一支驻汧渭之间的“秦”地，受封附庸，为周王室主持马政，称秦嬴。周厉王之时，“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史记·秦本纪》）。之后，已经由汧渭之会迁驻陇上的秦人多次讨伐西垂诸戎，战事频发，直至周宣王时期，由秦庄公带领周秦联军一举攻破西垂之戎，历二十余年，秦人才收复了祖邑。期间，秦军所经之路线，正是祁山道东北段。《诗经·秦风·小戎》等诗篇明确记载，当时的秦军已经有了浩浩荡荡的战车队伍。《小戎》朱熹注：“凡车之制，广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载者为大车，则深八尺；兵车，则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朱夫子所谓必有所依。据此可知，古车不论大小轮距均为六尺六寸，而车（今之车厢）大车则八尺，兵车四尺四寸。由于战争中既要有兵车，还要有运输大车，一般的便道已经难以通行，可知，出于战争的需要，当时秦人已将祁山道东北段道路拓宽到至少一丈左右，不仅有了量的延伸，且有了质的提升。这是祁山道北段空前的开拓，真正意义上的祁山古道诞生了。

在陕西汉中骑行寻访阴平古道和祁山古道的骑友们

秦人东进给祁山道东北段注入了战略意义

秦襄公之前，不论经济交往还是战争，基本上都在西垂周边进行，就华夏版图全局来说，祁山道东北段战略意义也仅限于西垂局部。襄公始国，意味着秦人政治朝向东移，祁山道东北段注入了西部民族东进关中的战略意义。

周幽王宠褒姒，烽火戏诸侯，直接导致了周幽王的被杀和西周的灭亡，而秦襄公勤王的进军路线是经祁山道东北段进入关中的。祁山道北接关山，关山是进入关中的制高点，占据了关山，可扼战略高地，进可以直取关中，退可以保西垂。秦襄公选择这条路线进关中勤王，成则可据关中，不成则退守西垂，只要占据了关山制高点，进退均可自保。秦襄公勤王取得了政治上的极大成功，但是，周平王只给其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史记·秦本纪》载，周平王对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言下之意，你能夺得岐丰之地，那就是你的，否则，就让戎人继续占着。襄公封侯后，即着手备战，紧接着发动了大规模的伐戎战争。秦襄公的进军路线，仍然是经祁山道东北段进入关中。及至襄公战死，文公东猎（军事侦察），祁山道东北段继续为秦人进军关中的唯一路线。

这时的祁山道东北段，已经具有了秦人东窥九鼎的政治意义。之后，随着秦人霸业的发展，作为祖邑和根据地的西垂，是秦人全面战争兵源和军需的提供地。为了运输方便快捷，在继续开发陆路的同时，为了向蜀地进军，秦人又开发了西汉水水运路线。从寺洼文化沿西汉水进入嘉陵江，又进入蜀地的大量历史遗存看，最迟在西周末年及春秋早期，当时的西垂即有一条经西汉水通嘉陵江再通属地的水陆兼行的通道。这条通道被秦人所开拓，成了秦军进军蜀地和往蜀地直接运送战略物资的捷径。

值得一说的是，西汉水上游流经赵嘉陵墓的一段秦时称嘉陵水，西汉时期的嘉陵道设在西汉水中游的今礼县龙林乡境内，可见“嘉陵”的名称是沿西汉水向下游迁移的，沿袭到汉代，挪用成了行政地域名。

祁山道东北端是整条祁山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于早秦时期，早期秦人是最早的开拓者，只是当时尚未有“祁山道”的概念，未明确著入史籍。汉代以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原化趋向的强化，祁山道战略意义愈加彰显，尤其汉光武帝伐隗嚣、诸葛亮六出祁山战争，祁山道以其不可取代的战略意义为人所共识。唐以后，陇南陷入吐蕃，交通衰微，祁山古道淡出史籍。北宋虽收复失地，但祁山古道再未现历史的辉煌。南宋时期，宋金战事频繁，祁山古道再一次成为双方兵道。直至宋金议和，边贸繁荣，祁山古道又发展为以经济贸易为主的茶马道，与嘉陵道、阴平道、洮岷道共同构成了陇蜀道。然而，不论祁山道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史，早期秦人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祁山古道的支流支路甚多，比如祁山古道在西汉水上游还分为铁堂峡道、木门道。

祁山在甘肃省礼县东部，原来叫做祁山乡，2014年改名为祁山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