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国务院机构改革成为代表委员、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人们更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分配，而是如何服务经济、民生。

　　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清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用志痛陈到国家部委办事之艰难：和市长一起去跑发电厂审批，部委的人声称，拿张凳子给你坐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了，就是天津市的书记来也是站在那里。一个厅级地方领导进京跑审批尚遭到如此刁难，一个平民到“衙门里办事”时，受到的冷脸、硬话和刁难会少吗？

　　两会上，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也就同样的问题把矛头指向国家发改委。他说，在发改委某司一个处长面前，各地跑项目的专家一句话都不敢辩，一反驳项目就没了。难怪有人大代表直指：衙门不知服务为何物！“权力”与“服务”是很难划等号的，往往权越大越没有服务。发改委被人称为“小国务院”，关键就是项目审批的强大权力在握。孙珩超委员的话更是“逆耳”：说难听点，把发改委撤了，经济就发展了！

　　省地官员的“部委办事难”与民众生活中的“部门办事难”，本属同源同构，都源于缺少服务取向和法治约束的“以权为本位”的行政体制。这种体制中，突出特征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谁手中哪怕握有一点点权力，在特有的时空里就成了“大爷”，办事的人自然只能当“孙子”。自上而下每层每级都有着同样的关系，大一级的都可以“吃卡拿要”，链条延伸到最后一个环节，就只有手中无权的平民倒霉了。

　　反思众多机构设置，都存在“重利(益)轻义(务)，重权(力)轻责(任)”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体系内人士也会备感委屈。难道经济发展不是民生？难道加强管理不是公共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众多政府部门总感觉被妖魔化的原因。产生这种体验错觉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行政渗入社会生活的机制仍是“主动性”的，这和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紧密相关。而这种架构和文化恰恰与市场经济相违背。在我国，这种主动性无一例外会蔓延为一种控制、一种束缚甚至是剥夺。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再小的权力、再负责任和再有自制力的管理者，都无法真正自省和反制这种控制。

　　为此，国务院机构部委数量还不是目前的关键问题。关键是，如果不赋予公众或下级更多更实在的知情权、监督权和“罢免”权，让每一级都可以参与上级工作的评定，那么行政机构的“主动性”就不会退缩，权力膨胀的欲望也很难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