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的记忆中，十里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十里铺往南，过大修厂，过五里墩，就从高花亭进入市区。而十里铺向北，过罗冲，过集贤关，就离开安庆城了。2008年秋，我再去十里铺，猛然发现当年的供销社、饭店、医院以及其它大小店面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建设中的十里工业园区和经济用房住宅群。于是，就不禁有“世事苍茫”的感觉，转眼之间，我们心中的十里铺，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

得名于汽车路

十里铺的老人都说，十里铺的名字，源自1921年。那一年许世英修汽车路，从江边那头量过来，到这里正好十里，所以就叫“十里铺”了。当时这一带只有几户人家，姓徐、姓彭、姓蒋，因为有一个小铁匠铺，因此远近的人也管这里叫铁匠铺。

从现在的大修厂过来，山路起伏，再往北，九壶岭是个高坡，往下又是个陡岭子。汽车路修好后，十里铺变得繁华起来，成为老城北门外的一方要地。周边怀宁、桐城、太湖、宿松等县，以及余江、舒城人到安庆，时间晚了，进不了城，都会在这里歇脚。所以十里铺上的人家，多以开茶馆、饭店为生。

说是茶馆，其实也很简单，自家的房子，外面搭一个草顶凉棚，早上门一开，就算是营业了。泡茶馆的客人，并不是外地人，而是周边的村民，如陈家老屋、宋家老屋、周家畈、杜家老屋、齐家老屋、李家老屋等等。早上他们会挑一担隔夜摘的新鲜菜到城里去卖，都是时令的菜果，如辣椒、茄子，如北瓜、冬瓜等。或到北门，或到西门。到北门，走五里墩，先上高花亭，再走昌家坡、蔡家山、荷仙桥；如果走西门，那就从二里半插过去，走清水壕，到德宽路。等太阳出来，菜卖完了，就会顺便挑一担粪回来。过去老城一早就有“可有粪挑”的叫喊声，多出自他们之口。东门肯定是不去的，东门的菜，由江南过来，而城中的菜，又多是东郊供应的。

再回到十里铺，就是安庆人说的“中时儿”了，但农村吃饭晚，要到下午的1点多钟，因此大多从城里回来的人，都会聚到茶馆里喝上一碗茶，喝茶也只是一个引子，主要是相互聊些从城里听到的新鲜事儿。虽然离安庆城不远，但去的时候也不是很多，因此忙中偷闲喝一壶茶，老婆知道了，也不会怪罪。茶桌上说得最多的，是“南京不打三更鼓，安庆不做彭知府”，是“火烧红莲寺”（民国时期最红的电影），前者是安庆的事，后者是十里铺的事，不管真假，都说得津津有味。一代一代传下来，总是有新意。

茶水是按壶计价的，自然不是那种带有青花图案的高壶，而是一般的翘嘴小茶壶，一壶大概能倒三五杯水，杯子还是只能喝三五口的小白瓷杯。说是论壶，指的是“茶”，而不是“水”，水是免费的，你要喝多少就多少，不收钱。因此，如果三五个人共喝一杯茶，分摊下来，价格极低。但通常情况下，是先到的客人叫上了茶，后边有人过来了，认识，就招呼着坐下。后来的客人是不用掏钱的，都是熟客，也就无所谓。反正这次我请了，下次可能就是你请，或者他请。喝茶的时候也不寡口，叫一两盘香口的小碟子，比如花生米、蚕豆、南瓜子、西瓜子、葵花子等。当然是收费的，但价格不高，吃不穷人。也有甜食供应，是当地民间食品作坊做的，像蛤蟆酥、芝麻饼、双果等。

烧水的茶炉是请泥瓦匠上门搭的，炉子长方形，视生意好坏或大或小，最长的可并排烧4壶水，小的也能烧两壶。火门在这一头，后边有抽风口。烧得是干把柴，塞几根进去，风一拉，就听见后面呼呼地响。架在炉子上的烧水器具，是铁匠铺打的吊罐，上面结有铁丝做成的把手。

如果人来得多，又有兴趣，大家也小小地赌上一把。赌的方法都是老一套，麻将、牌九，还有纸牌。纸牌与麻将类似，但也有区别，而且不同的村子，还有不同的打法。虽然打得不大，但牌桌上还是认真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时候一和二不能分清了，就会扯着喉咙大声争执，仍分不了输赢，就推桌子走人。粪挑子气鼓鼓上肩，头也不回，就消失在羊肠小道上了。而此时，太阳悬在正空，远处的村落，也依稀飘出了炊烟，也是吃中饭的时候了。

安庆城南康济门（小南门）。

集贤门，出此门向北5公里，就是十里铺。

水陆 陆路 齐聚十里铺

到了中午，十里铺的茶馆，就改成了饭店。来饭店吃饭的，多是外地客，这个外地，也并不远，舒城等，除此之外，多是周边六邑过来的。那时候没有岳西（1936年后才建县），也没有枞阳，枞阳还归桐城。其实枞阳也不从这边过来，他们多走水路，从杨桥、砂桥由东门入城。

经十里铺到安庆的，多是送货的力夫，或是肩挑，或推土车过来。土车只有一个轮子，所以文化人称它为“独轮车”，但在民间，更通俗的叫法是“土狗”。虽然体积不大，又只有一个轮子，但还是能载不少东西，左右两边加起来，两三百斤没有问题，甚至更多。但土车不是什么人都能推的，需要技术，也需要气力。

车带套在颈上，两手扶着车把，既要把握着平衡，又要掌握着方向，稍不留意，就会人倒车翻。早先安庆城街道狭窄，运输工具以独轮车为主。尤其是大清早，木制车轮行驶在青石板上，“吱呀”有声，给老城带来许多独特的风情。过去安庆城里的青石板路，总有深深车辙，就是这些独轮车的杰作。

周边六邑到安庆来，当然是送货物，货物的种类视季节而定，有皮油、皮纸、麻、鸡蛋、米、油，到了秋季，板栗、柿子也送过来。从潜岳山区过来的，还有生铁。当时做“余良卿”膏药用的桑皮纸，也是从潜岳山区送过来的。县区送往安庆的这些货，并不直接挑进城，而是在十里铺打个尖儿，喝茶吃饭之间，顺带把生意做了。不是那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场交易，而是谈好价格，谈好店家，然后再由他们送进城。过来谈生意的，都是安庆城内各大货行的大伙计，这些人，被称为“接江”。其中“接”可以理解，“江”稍稍绕口些，说透了，也可以理解。原来这些货行都在西门外沿江一带，经营的大多货物，都是由水路而来。远远看见有货船进码头，各大货行的“接江”都会赶过去，就在那边看好货，谈好价，然后再送到店里来。“接江”一词，由此而出。接江的人，多为中年人，精明、和善、会讲话，三两句话就能把人弄得服服帖帖。看好货色，议好价格，接江的就不管了，由他们送到城里，或振说是旅馆，也非常简单，堂屋里铺上厚厚一层稻草，打个地铺，然后租几床被子回来，就可以开单了。十里铺有人家被子多，则专门提供出租服务，一晚上多少钱，第二天清早送被子过去时，帐也一齐付清。各人做各人的生意，相安无事。歇店付费也灵活，可以用钱，也可以量米，二升。当然，热水是要提供的，跑了一天路，能泡个热水脚，那也很轻松的。有钱吃药，无钱泡脚，这样的话，在他们之间广为流传。

最多的时候，十里铺的小街上，有二百多位客人住下，而平时，至少也有百十来人在十里铺的饭店过夜。因为十里铺的客人多，周边的一些小土匪，也就盯上了这块宝地，隔三岔五，就会扛着土枪上门来骚扰。当然不会侵犯店主，倒霉的都是那些出苦力的外来客，也不抢货，只是要客人身上带的钱，多少没关系，即便没有，也无所谓。性质上，只是黑社会的一种黑敲诈。来的次数虽然多，但不是每家都抢，一次只有一两个目标，抢过之后，这家会在一定时间内平安无事，下一家恐怕就难保了。如此循环，倒有些风水轮流转的意味。

十里铺是纯朴的，街上没有一家妓院，连那些开门做生意的土娼都没有。客人走了一天路，倒头就睡，哪有许多花花心思。当然，口袋瘪瘪，也不敢想那些花花心思，这才是最主要的。十里铺最大的消费，就是一家鸦片馆，老板姓殷，别人抽，他自己不抽。但鸦片馆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一要有钱，二要有闲，所以进那种地方的人，当地人称之为“士绅”。

所谓的士绅，在十里铺，少之又少。十里铺的人家，包括开茶馆的，生活都不宽裕，即便是茶馆生意好，也谈不上什么赚钱，仅仅养家糊口而已，甚至还谈不上。其中，彭家茶馆状况稍好一些，但不是因为茶馆，而是因为纸扎。彭家的纸扎手艺，是从湖南老家带过来的，他们来安庆的时间，应该在清咸丰至同治之间。湘军在打败安庆军后，安庆成了湖南人的天下，湖南老乡建的湖南会馆，占了钱牌楼、大二巷半条街。但在安庆的湖南人，生意做得大的不多，能生存下来的，多是靠体力靠技术吃饭的手艺人。做纸伞、扎纸扎就是其中的代表。

纸扎是民间传统工艺，材料简简单单，只有芦苇杆、皮纸、色纸等几样。所用工具，也只是蜡板、剪刀、镞刀、毛笔等。有几根毛竹，有两把篾刀，房门一开，就可以对外营业了。纸扎品种随主人的便，神像、灵屋、纸轿、纸马、房屋、家具、牛头马面、猴子捧仙桃，各种花灯，要什么扎什么，应有尽有。扎出来的纸躺椅，上面用刀尖戳出许多小窟窿，还真有点藤制的效果。特别奇特的是，居然还有扎土车的，死者累了一生，到阴间还要去出苦力，真的是苦命啊。

十里铺生活实在是悠闲得很，春去冬来，日起日落，每天都平平淡淡地打发日子。

民国时期的安庆，西门外长街。

民国，印有“十里铺”地名的安庆地图（局部）。

湘军克复安庆省城图（清光绪年间绘制，《湘军平定粤战图》）。

民国初年，安庆街头的舞龙灯。

古栈道通古驿

史载同安驿古栈道，“出集贤门四里野螺桥（有亭），五里墩，十里雷店铺（有旅店，俗称十里铺），酒壶岭，十七里集贤关（有小市聚），二十里总铺（旧志作张店云，俗称总铺，有旅店），二十五里车津涧（有桥，有官行馆），三十里冷水铺（有桥），三十二里分水岭，三十五里杨家亭，四十里沿山铺、老鹳嘴（有旅店）、源浦寺桥”，再往北，就离安庆太远了。

老人们都说，站在十里铺可以看到系牛岭，往西是俞家畈，而由候家冲往安庆，凸出来的山包便是牛形山。十里铺往北是酒壶岭（九华岭），再过去是集贤关。由十里铺进城，分西北二路，大多到西门去的，走二里半，路不是太好走，但要近一些。挑担子的，多走这条路。当地村民卖菜挑粪，也从这里过去。如果是土车，非走北门不可，路大一些，也要好走许多。

出十里铺往北，汽车路旁边，原有两处石牌坊，一大一小，小的南北向，大的东西向，都是三门三重，上有二龙戏珠浮雕，非常有气势。1958年大跃进，下面的大塥要修，就把两处石牌坊都给拆了。塥修好了，能蓄水，周边村民得到了利益，也起到了牌坊应起的作用。但牌坊从此在大家视线中消失了。因为水库是青年人修的，所以上头将大塥改名为青年塥，这名字，依旧有“牌坊”的味道。十里铺向南，在现在的大修厂附近，原先有一处乌龟驮石碑，乌龟也大，石碑也高，老远就能看见，可惜文革时给红卫兵毁了。

十里铺也有烧香拜佛的地方，在后来的十里铺医院位置，叫松涛庵。庵里有一个老尼姑，活到了90多岁。老尼姑喜欢人家称她为“公公”，身边带有两个小尼姑，日子十分清静。后来解放，又是土改，又是三反五反，于是大家思想革命，逼小尼姑回家嫁了人，只剩下老尼姑在庵里独守长夜。1958年大跃进，庙也保不住了，松涛庵改建为十里铺小学。但还好，只是把前面寮房改作了教室，后面的殿堂没有动，依旧供奉着菩萨。再后来，十里铺小学外迁，这地方就成为十里铺医院所在。老人还记得，十里铺医院建成后，也还算人性化，专门留了一间小屋给老尼姑居住。

在十里铺，娱乐虽然不多，但还是有，逢春逢秋，也搭台唱黄梅戏。请的黄梅戏班子，多是苏老五他们。苏老五戏唱得好，无论嗓子，无论做工，在周边都数一数二。苏老五家在苏家埠，苏家埠在余湾附近，到十里铺，绕三十里山路就到了。自然不是无缘无故唱戏，只有哪家娶媳妇生子了，盖屋架梁了，才会请戏班子过来唱一场。唱一场戏的代价也不小，一般情况下，要给一两担米。平时十里铺也有些卖艺人，主要是外地的，从北方一路走过来，走一路，唱一路。多是侉子腔，如打莲枪等。

日本侵略安庆后，十里铺的人都到桐城那边跑反去了，但呆的时间也不长，大概两三个月，又都回来了。日本在十里铺驻有一个连的兵力，都集中在松涛庵。这里也是进安庆城的第一道关卡，凡是进安庆的人，都要在这里接受检查。日本人也经常下乡，主要是捉鸡逮猪，也奸杀妇女。

解放之后，特别是农民加入高级社后，十里铺一带的挑客，基本上就消失了。那时候国家统购统销，私人就不敢做这样的买卖了，如果做，一顶“投机倒把”的帽子就会扣到你头上来。另外，公路运输发达，肩挑车推的时代，离社会远去，也离十里铺远去。后来组织成立郊区供销社，十里铺街上能做的劳力，都被安排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非劳动力，被安排进了供销社。十里铺的繁华，就此划上句号。

我对十里铺的感情，起于1975年春，当时从农村插队回城，被安排在郊区供销社工作。郊区供销社的十里铺分社，叫十里商店，下面有一个销售农资百货的“十部”，和一个经营餐饮的“十里饭店”。有一段时间，十里饭店和我工作的龙狮桥饭店，同属于郊区供销社下属的饮食商店。年度检查工作时，随领导来过多次。后来郊区供销社在此建了一座二层的供销大楼。

藏家彭保友出生于十里铺，每每相聊，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彭保友带我专门拜访了他的父亲，十里铺一位有名的兽医。从他的口中，我又得知了许多我不知道的十里铺故事。彭保友父亲的父亲，就是当年十里铺彭姓茶馆的老板。他的回忆，自然生动而有趣，也是本文的素材之源。

民国时期《中国地理教科图》上的怀宁图（大）。

1933年《中国分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