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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十里铺

作者:文/图 张健初 来源:中国公路网 时间:2021-08-17

在安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的记忆中,十里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十里铺往南,过大修厂,过五里墩,就从高花亭进入市区。而十里铺向北,过罗冲,过集贤关,就离开安庆城了。2008年秋,我再去十里铺,猛然发现当年的供销社、饭店、医院以及其它大小店面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建设中的十里工业园区和经济用房住宅群。于是,就不禁有“世事苍茫”的感觉,转眼之间,我们心中的十里铺,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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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于汽车路


十里铺的老人都说,十里铺的名字,源自1921年。那一年许世英修汽车路,从江边那头量过来,到这里正好十里,所以就叫“十里铺”了。当时这一带只有几户人家,姓徐、姓彭、姓蒋,因为有一个小铁匠铺,因此远近的人也管这里叫铁匠铺。

从现在的大修厂过来,山路起伏,再往北,九壶岭是个高坡,往下又是个陡岭子。汽车路修好后,十里铺变得繁华起来,成为老城北门外的一方要地。周边怀宁、桐城、太湖、宿松等县,以及余江、舒城人到安庆,时间晚了,进不了城,都会在这里歇脚。所以十里铺上的人家,多以开茶馆、饭店为生。

说是茶馆,其实也很简单,自家的房子,外面搭一个草顶凉棚,早上门一开,就算是营业了。泡茶馆的客人,并不是外地人,而是周边的村民,如陈家老屋、宋家老屋、周家畈、杜家老屋、齐家老屋、李家老屋等等。早上他们会挑一担隔夜摘的新鲜菜到城里去卖,都是时令的菜果,如辣椒、茄子,如北瓜、冬瓜等。或到北门,或到西门。到北门,走五里墩,先上高花亭,再走昌家坡、蔡家山、荷仙桥;如果走西门,那就从二里半插过去,走清水壕,到德宽路。等太阳出来,菜卖完了,就会顺便挑一担粪回来。过去老城一早就有“可有粪挑”的叫喊声,多出自他们之口。东门肯定是不去的,东门的菜,由江南过来,而城中的菜,又多是东郊供应的。

再回到十里铺,就是安庆人说的“中时儿”了,但农村吃饭晚,要到下午的1点多钟,因此大多从城里回来的人,都会聚到茶馆里喝上一碗茶,喝茶也只是一个引子,主要是相互聊些从城里听到的新鲜事儿。虽然离安庆城不远,但去的时候也不是很多,因此忙中偷闲喝一壶茶,老婆知道了,也不会怪罪。茶桌上说得最多的,是“南京不打三更鼓,安庆不做彭知府”,是“火烧红莲寺”(民国时期最红的电影),前者是安庆的事,后者是十里铺的事,不管真假,都说得津津有味。一代一代传下来,总是有新意。

茶水是按壶计价的,自然不是那种带有青花图案的高壶,而是一般的翘嘴小茶壶,一壶大概能倒三五杯水,杯子还是只能喝三五口的小白瓷杯。说是论壶,指的是“茶”,而不是“水”,水是免费的,你要喝多少就多少,不收钱。因此,如果三五个人共喝一杯茶,分摊下来,价格极低。但通常情况下,是先到的客人叫上了茶,后边有人过来了,认识,就招呼着坐下。后来的客人是不用掏钱的,都是熟客,也就无所谓。反正这次我请了,下次可能就是你请,或者他请。喝茶的时候也不寡口,叫一两盘香口的小碟子,比如花生米、蚕豆、南瓜子、西瓜子、葵花子等。当然是收费的,但价格不高,吃不穷人。也有甜食供应,是当地民间食品作坊做的,像蛤蟆酥、芝麻饼、双果等。

烧水的茶炉是请泥瓦匠上门搭的,炉子长方形,视生意好坏或大或小,最长的可并排烧4壶水,小的也能烧两壶。火门在这一头,后边有抽风口。烧得是干把柴,塞几根进去,风一拉,就听见后面呼呼地响。架在炉子上的烧水器具,是铁匠铺打的吊罐,上面结有铁丝做成的把手。

如果人来得多,又有兴趣,大家也小小地赌上一把。赌的方法都是老一套,麻将、牌九,还有纸牌。纸牌与麻将类似,但也有区别,而且不同的村子,还有不同的打法。虽然打得不大,但牌桌上还是认真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时候一和二不能分清了,就会扯着喉咙大声争执,仍分不了输赢,就推桌子走人。粪挑子气鼓鼓上肩,头也不回,就消失在羊肠小道上了。而此时,太阳悬在正空,远处的村落,也依稀飘出了炊烟,也是吃中饭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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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城南康济门(小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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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贤门,出此门向北5公里,就是十里铺。


水陆 陆路 齐聚十里铺


到了中午,十里铺的茶馆,就改成了饭店。来饭店吃饭的,多是外地客,这个外地,也并不远,舒城等,除此之外,多是周边六邑过来的。那时候没有岳西(1936年后才建县),也没有枞阳,枞阳还归桐城。其实枞阳也不从这边过来,他们多走水路,从杨桥、砂桥由东门入城。

经十里铺到安庆的,多是送货的力夫,或是肩挑,或推土车过来。土车只有一个轮子,所以文化人称它为“独轮车”,但在民间,更通俗的叫法是“土狗”。虽然体积不大,又只有一个轮子,但还是能载不少东西,左右两边加起来,两三百斤没有问题,甚至更多。但土车不是什么人都能推的,需要技术,也需要气力。

车带套在颈上,两手扶着车把,既要把握着平衡,又要掌握着方向,稍不留意,就会人倒车翻。早先安庆城街道狭窄,运输工具以独轮车为主。尤其是大清早,木制车轮行驶在青石板上,“吱呀”有声,给老城带来许多独特的风情。过去安庆城里的青石板路,总有深深车辙,就是这些独轮车的杰作。

周边六邑到安庆来,当然是送货物,货物的种类视季节而定,有皮油、皮纸、麻、鸡蛋、米、油,到了秋季,板栗、柿子也送过来。从潜岳山区过来的,还有生铁。当时做“余良卿”膏药用的桑皮纸,也是从潜岳山区送过来的。县区送往安庆的这些货,并不直接挑进城,而是在十里铺打个尖儿,喝茶吃饭之间,顺带把生意做了。不是那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场交易,而是谈好价格,谈好店家,然后再由他们送进城。过来谈生意的,都是安庆城内各大货行的大伙计,这些人,被称为“接江”。其中“接”可以理解,“江”稍稍绕口些,说透了,也可以理解。原来这些货行都在西门外沿江一带,经营的大多货物,都是由水路而来。远远看见有货船进码头,各大货行的“接江”都会赶过去,就在那边看好货,谈好价,然后再送到店里来。“接江”一词,由此而出。接江的人,多为中年人,精明、和善、会讲话,三两句话就能把人弄得服服帖帖。看好货色,议好价格,接江的就不管了,由他们送到城里,或振说是旅馆,也非常简单,堂屋里铺上厚厚一层稻草,打个地铺,然后租几床被子回来,就可以开单了。十里铺有人家被子多,则专门提供出租服务,一晚上多少钱,第二天清早送被子过去时,帐也一齐付清。各人做各人的生意,相安无事。歇店付费也灵活,可以用钱,也可以量米,二升。当然,热水是要提供的,跑了一天路,能泡个热水脚,那也很轻松的。有钱吃药,无钱泡脚,这样的话,在他们之间广为流传。

最多的时候,十里铺的小街上,有二百多位客人住下,而平时,至少也有百十来人在十里铺的饭店过夜。因为十里铺的客人多,周边的一些小土匪,也就盯上了这块宝地,隔三岔五,就会扛着土枪上门来骚扰。当然不会侵犯店主,倒霉的都是那些出苦力的外来客,也不抢货,只是要客人身上带的钱,多少没关系,即便没有,也无所谓。性质上,只是黑社会的一种黑敲诈。来的次数虽然多,但不是每家都抢,一次只有一两个目标,抢过之后,这家会在一定时间内平安无事,下一家恐怕就难保了。如此循环,倒有些风水轮流转的意味。

十里铺是纯朴的,街上没有一家妓院,连那些开门做生意的土娼都没有。客人走了一天路,倒头就睡,哪有许多花花心思。当然,口袋瘪瘪,也不敢想那些花花心思,这才是最主要的。十里铺最大的消费,就是一家鸦片馆,老板姓殷,别人抽,他自己不抽。但鸦片馆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一要有钱,二要有闲,所以进那种地方的人,当地人称之为“士绅”。

所谓的士绅,在十里铺,少之又少。十里铺的人家,包括开茶馆的,生活都不宽裕,即便是茶馆生意好,也谈不上什么赚钱,仅仅养家糊口而已,甚至还谈不上。其中,彭家茶馆状况稍好一些,但不是因为茶馆,而是因为纸扎。彭家的纸扎手艺,是从湖南老家带过来的,他们来安庆的时间,应该在清咸丰至同治之间。湘军在打败安庆军后,安庆成了湖南人的天下,湖南老乡建的湖南会馆,占了钱牌楼、大二巷半条街。但在安庆的湖南人,生意做得大的不多,能生存下来的,多是靠体力靠技术吃饭的手艺人。做纸伞、扎纸扎就是其中的代表。

纸扎是民间传统工艺,材料简简单单,只有芦苇杆、皮纸、色纸等几样。所用工具,也只是蜡板、剪刀、镞刀、毛笔等。有几根毛竹,有两把篾刀,房门一开,就可以对外营业了。纸扎品种随主人的便,神像、灵屋、纸轿、纸马、房屋、家具、牛头马面、猴子捧仙桃,各种花灯,要什么扎什么,应有尽有。扎出来的纸躺椅,上面用刀尖戳出许多小窟窿,还真有点藤制的效果。特别奇特的是,居然还有扎土车的,死者累了一生,到阴间还要去出苦力,真的是苦命啊。

十里铺生活实在是悠闲得很,春去冬来,日起日落,每天都平平淡淡地打发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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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安庆,西门外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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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印有“十里铺”地名的安庆地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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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克复安庆省城图(清光绪年间绘制,《湘军平定粤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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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安庆街头的舞龙灯。


古栈道通古驿


史载同安驿古栈道,“出集贤门四里野螺桥(有亭),五里墩,十里雷店铺(有旅店,俗称十里铺),酒壶岭,十七里集贤关(有小市聚),二十里总铺(旧志作张店云,俗称总铺,有旅店),二十五里车津涧(有桥,有官行馆),三十里冷水铺(有桥),三十二里分水岭,三十五里杨家亭,四十里沿山铺、老鹳嘴(有旅店)、源浦寺桥”,再往北,就离安庆太远了。

老人们都说,站在十里铺可以看到系牛岭,往西是俞家畈,而由候家冲往安庆,凸出来的山包便是牛形山。十里铺往北是酒壶岭(九华岭),再过去是集贤关。由十里铺进城,分西北二路,大多到西门去的,走二里半,路不是太好走,但要近一些。挑担子的,多走这条路。当地村民卖菜挑粪,也从这里过去。如果是土车,非走北门不可,路大一些,也要好走许多。

出十里铺往北,汽车路旁边,原有两处石牌坊,一大一小,小的南北向,大的东西向,都是三门三重,上有二龙戏珠浮雕,非常有气势。1958年大跃进,下面的大塥要修,就把两处石牌坊都给拆了。塥修好了,能蓄水,周边村民得到了利益,也起到了牌坊应起的作用。但牌坊从此在大家视线中消失了。因为水库是青年人修的,所以上头将大塥改名为青年塥,这名字,依旧有“牌坊”的味道。十里铺向南,在现在的大修厂附近,原先有一处乌龟驮石碑,乌龟也大,石碑也高,老远就能看见,可惜文革时给红卫兵毁了。

十里铺也有烧香拜佛的地方,在后来的十里铺医院位置,叫松涛庵。庵里有一个老尼姑,活到了90多岁。老尼姑喜欢人家称她为“公公”,身边带有两个小尼姑,日子十分清静。后来解放,又是土改,又是三反五反,于是大家思想革命,逼小尼姑回家嫁了人,只剩下老尼姑在庵里独守长夜。1958年大跃进,庙也保不住了,松涛庵改建为十里铺小学。但还好,只是把前面寮房改作了教室,后面的殿堂没有动,依旧供奉着菩萨。再后来,十里铺小学外迁,这地方就成为十里铺医院所在。老人还记得,十里铺医院建成后,也还算人性化,专门留了一间小屋给老尼姑居住。

在十里铺,娱乐虽然不多,但还是有,逢春逢秋,也搭台唱黄梅戏。请的黄梅戏班子,多是苏老五他们。苏老五戏唱得好,无论嗓子,无论做工,在周边都数一数二。苏老五家在苏家埠,苏家埠在余湾附近,到十里铺,绕三十里山路就到了。自然不是无缘无故唱戏,只有哪家娶媳妇生子了,盖屋架梁了,才会请戏班子过来唱一场。唱一场戏的代价也不小,一般情况下,要给一两担米。平时十里铺也有些卖艺人,主要是外地的,从北方一路走过来,走一路,唱一路。多是侉子腔,如打莲枪等。

日本侵略安庆后,十里铺的人都到桐城那边跑反去了,但呆的时间也不长,大概两三个月,又都回来了。日本在十里铺驻有一个连的兵力,都集中在松涛庵。这里也是进安庆城的第一道关卡,凡是进安庆的人,都要在这里接受检查。日本人也经常下乡,主要是捉鸡逮猪,也奸杀妇女。

解放之后,特别是农民加入高级社后,十里铺一带的挑客,基本上就消失了。那时候国家统购统销,私人就不敢做这样的买卖了,如果做,一顶“投机倒把”的帽子就会扣到你头上来。另外,公路运输发达,肩挑车推的时代,离社会远去,也离十里铺远去。后来组织成立郊区供销社,十里铺街上能做的劳力,都被安排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非劳动力,被安排进了供销社。十里铺的繁华,就此划上句号。

我对十里铺的感情,起于1975年春,当时从农村插队回城,被安排在郊区供销社工作。郊区供销社的十里铺分社,叫十里商店,下面有一个销售农资百货的“十部”,和一个经营餐饮的“十里饭店”。有一段时间,十里饭店和我工作的龙狮桥饭店,同属于郊区供销社下属的饮食商店。年度检查工作时,随领导来过多次。后来郊区供销社在此建了一座二层的供销大楼。

藏家彭保友出生于十里铺,每每相聊,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彭保友带我专门拜访了他的父亲,十里铺一位有名的兽医。从他的口中,我又得知了许多我不知道的十里铺故事。彭保友父亲的父亲,就是当年十里铺彭姓茶馆的老板。他的回忆,自然生动而有趣,也是本文的素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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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地理教科图》上的怀宁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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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中国分省图》。


【编辑:王珏 QQ:1485994861;TEL:13810405128/010-84990788—1369】
【审核:任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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