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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交通 动荡中的革新

作者:陈鸿彝 来源:中国公路网 时间:2021-04-26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战乱纷争而不断受到破坏与挫折的交通事业,在艰难竭蹶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交通动力有新的开发,交通工具的制作技术有新的提高,特别是车的制作技术上有重大提高,更适于人的乘坐。六朝时期的交通设施整体发展缓慢,相当一部分破坏惨重,但某些时期、某些地域,也曾有人进行过整治,采取过一些有效措施,使交通环境有所改善,通商、通邮、旅行等都得以进行。

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与战争破坏印象很深,对这个时期人们在生产、科技、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巨大活力和优秀成果则认识不足,当然也就较少有人提及这个时期交通方面的革新因素了,但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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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里鼓车


车船技术的革新

六朝时期在制车造船方面有明显的变化。《晋书·舆服志》说:照《周礼》介绍,只有王后才能坐安车,连周王也不能坐乘安车,而高车(或称立车)就只能倚乘(立乘)。汉代皇帝王有了可供坐乘的“舆”。车制的发展,反映出车的制作技术的提高。汉代安车常常用于征聘高龄有德的贤士,或赐予年老的臣下,但这毕竟是官用。到了南北朝时代,一般豪门地主也都用上了“安车”,车上有车厢,开窗棂,施布幔,可以屏蔽车内之人,尤其是妇女;但车中人可以四望,常有意外的发现与遭际。

比较《后汉书·舆服志》与《晋书·舆服志》可以发现,晋代帝出行的仪仗队中,增加了大批新形制的车辆,其中的司南车、记里鼓车尤其引人注目。据说:渡江之后,晋皇家的司南车的车制已经亡失,直到义熙五年(410 年) 刘裕攻下广固(南燕都城,今山东益都),得到一驾破损了的司南车,让人修好了使用。后来攻下关中,灭了后秦,获得了司南车与记里鼓车,皇帝车驾这才配齐了。

先秦古籍《鬼谷子》中,有“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的记述,说明我国人民早就懂得使用司南(指南)来定向了。东汉时期,科学家张衡曾造出了一辆指南车,后来曹魏巧匠马钩又造成了另一辆指南车。十六国时期,后赵、后秦的解飞

与令狐生二人也分别造成了各自的指南车——刘裕所得的指南车就是他们制造的。车子运到金陵,被作为皇帝出行仪仗的专用品。此车车厢高处,立着一个木偶人,手指南方,不论车子如何转折回环,小木偶始终指南。它利用的什么原理呢?大数学家祖冲之对它进行了考察,这才知道:它只具外形,内部并无机巧,更没有运用“司南指极”的原理,只是车厢中坐着人,车子行进,车厢中人进行操作。祖冲之见后很不以为然,就动手改制。他在车厢中装上铜质机件,运转灵活,无须人去操作,当时引起轰动。同时,还有人造成了指南舟。

记里鼓车,形制与司南车相近,车上有一大鼓,左右各立一木偶,车行一里,木偶人即击一棰。古人测量里程,一般有三种方法:以人行的步幅,以车行或船行的速度来测算,但结果往往不准确。用记里鼓车来测算,自然要精确得多。可惜的是,科学家与能工巧匠们的杰出制作,却被皇帝垄断了去,当做仪仗法物来使用,民间不得仿制,因而这类制作并未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六朝之车,用于载重者越造越坚大,用于乘行者越造越轻巧。其坚大者如石季龙时所造之格兽车与猎车皆是。据说,石季龙的格兽车上,有三级行楼两层,即此就可以想见其庞大了。而最轻者则为追锋车。曹魏时,司马懿征辽东,回师之时,三天中接到五道诏书,叫他急回京城面君。司马懿知有急事,就乘追锋车昼夜兼行,四百余里一宿而至,接受了魏帝托孤遗诏,为司马家族势力的扩展捕捉到一个绝好的机会。

除了造车技术的革新,六朝造船技术也一定发展,突出表现在:用于江河湖海作战、运输或渔业生产的船只品类繁多,完全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适应海内外交通运输的需要。孙权时期,江南就已造出远航台湾、海南岛以至南洋的海船了。晋人灭吴,大船是由将军王浚监造的。《晋书》上说,王浚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容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可驰马往来。晋代孙恩、卢循领导农民起义,曾组织水军,连败晋朝大将。卢循水师“顺流而下,舟舰皆重楼,百里不绝”(《晋书。卢循传》)。前此尚未见过这般阵势。

东晋刘宋之际,数学家祖冲之在造成司南车之时,又运其巧思,造出了一种千里船,脚踏飞轮,击水前进,日行百余里,曾在金陵新亭江试航。他还仿诸葛亮造木牛流马,造成一种不因风力水力也不劳人力而“施机自运”的器械。祖冲之把机械传动的原理用于车船制作,在科技史上也是值得一书的,可惜他的发明未能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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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南车


《客舍议》中的早期旅馆

两汉以来,旅馆食店越办越多,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服务行业,并被纳人了国家管理的范围。曹操有诗,称赞“逆旅整设,以通商贾”,对举办客店表示了赞赏。到了晋代以后,中原地区“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潘岳《客舍议》)。晋代交通沿线旅舍办得很多,而且符合需要:“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晋书·潘岳传》然而,私人旅馆业的兴盛,却使晋政府感到头痛,认为“逆旅舍本逐末,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难以控制。另一方面,此行业确实又有利可图,于是晋政府想封闭所有私人旅店,由官家来办:“十里一官檎(官营客栈),使老小贫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钱。”这“依客舍收钱”一语,便道破了天机——官家怕店主人“逐末废农”是幌子,想夺占这份肥水才是真意。然而晋政府终于没有办成此事,仍然支撑着那个被破坏了的传舍制度。国家明令:“使者不得宿肆上。”要求国家公务人员不住旅舍。对此,潘岳发表了他的“客舍议”,反驳了客舍不利于治安,官檎有益于管理的俗见,认为“诸窃盗皆起于迥绝,而止乎人众;十里萧条则奸究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阿声有教,已发有追,不敢有罪,不追有我。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檎之所乏也。”他甚至责问道:如果认为店主不可靠,那么官家管理员“独复何人”?他们就注定不贪污、不藏盗、不行奸么?此论一出,后来就再也无人争议了。南北朝时佛教兴盛,寺院经济迅速膨胀,寺院成为贵族士大夫们乐于栖止之地,自有其雄厚的物质条件。南朝便出现了“江南多以寺僧停客”的情况。使节往来,王公贵族旅行,也都家居僧舍,不与商旅混住。然而寺院也并不就是安宁之地。《魏书·元遥传》载:冀州沙门名法庆者,自号“大乘”,曾发动武装骚乱,“杀一人封为一柱菩萨,杀十人封为十柱菩萨”。北朝寺院像这样藏奸匿恶的事,史不绝书;南朝寺院的荒淫骄奢,也所在皆是。寺院接待宾客,为知识分子与士大夫们的出行提供了一些方便。但风气一开,直到明清时都是如此,并不能减轻“行路难”的严重性。

一里一槐

北朝情况有些不同。北魏对传驿的使用要比两晋和南朝重视些。北魏建都平城时,道路修治比较粗糙:“粗修桥梁,通舆马便止。”建都洛阳后,便下令“标道里,平权衡”,要求“车书混一”了。在洛阳,北魏政府专门修缮了“四夷馆”,用来接待来自各方的国际友人,包括国家使节、商团和“归义臣民”,即侨民。在各州设有州馆。国家交通大道上,设有馆驿,承担文书传递任务,并为使节提供运输工具,接待过往官员,供应饮食和牛马草料。驿中使唤的差役,也由秦汉时的抽征民夫改为地方军卒,以便国家统一指挥调度。

对于道路的整治,北朝人有时也很重视。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的洛阳城,就整修得十分整洁,城内街道平直,连城外大道也“皆树以松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这和王猛于苻坚时期的治理长安大道如出一辙。北周大将韦孝宽,任雍州刺史,他发现境内大道旁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小土堆,问别人有什么用,得知那是标示里程的,叫土堠。他认为土堠容易被雨水冲毁,就发令境内大道旁,每隔一里种一棵槐树,十里种三棵,百里种五棵,他说这才符合古人所说“列树以表道”的精神,而且可以使之永久。北周武帝见了,认为这很好,就在北周全境推广这种办法。

总之,六朝时期,在道路交通方面,尽管有种种艰难,仍有一些进步,许多措施对隋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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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任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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