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车路过这里，看见窗外的山，我都想哭，这里真的太荒了。”我们的司机杨根录在从兰州到敦煌的路上发出这样的慨叹。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西部汉子，出生在甘肃平凉，当过10年兵。转业后他一直在运输公司开货车，来往于河西走廊运送物资。就像古代那些驻守边关的军人一样，他把大部分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国道312线上。

夕阳刺目的光线透过挡风玻璃直射进来，48岁的杨根录摸索着从一个深蓝色的眼镜盒中拿出一副墨镜戴上，双眼仍然目视前方，表情坚毅。我随手帮他点着了一根当地牌子的烟，烟味儿很冲。透过他吐出的第一口烟雾，我看到了窗外那片甘肃大地，天空和远山都融化在土黄色的灰尘中，汽车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向前奔驰，一条新铺就的并不是十分宽阔的柏油路通向那个使用了两千年的名字——西域。

乌鞘岭下，一对年轻的夫妇骑车驶过，他们可能早已对周围的景色麻木，但浑然不觉自己也成了我们眼里的风景。

崭新的国道312线路牌

早已代替了“河西道”的标签

在通往西域的漫漫长路上，兰州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历史上都是至关重要的，从空中望去兰州仿佛是用黄土砌成的狭长城堡。宽阔、凝重、平静的黄河从城中流过，四周几百米高的山把兰州围在了中央的河谷地带，整个城市就散落在黄河的两岸。

因为多山的原因兰州城里无法建设机场，所有抵达兰州的飞机都要在市区西北120公里的中川机场停靠。除了正在兴建的写字楼、几座大型商场和宾馆之外，很难看到高层的建筑——西部的这些省会城市好像总是处于建设中的状态。陆路交通十分发达，这里是陇海、兰新、包兰、兰青四条铁路干线的起止点。兰州的西编组站，是中国西北最大的货运编组站，西部的特产和内地物资都要在这里调配。当然，最方便的还是公路，共有10条14个方向的高速公路和国道经过兰州，它们分别是G6（北京-拉萨）、G30（连云港-霍尔果斯）、G75（兰州-海口）、G22(青岛-兰州）、G109（丹东-拉萨）、G212(兰州-重庆）、G213（兰州-云南磨憨）、G309(山东荣成-兰州）、G312（上海-霍尔果斯)和G316（福州-兰州）。其中，从上海到霍尔果斯的这条国道312线（沪霍公路）可能最能说明兰州的地理属性，那就是西域的大门，河西走廊的起点。国道312线从兰州开始，便正式走上了1000多公里的西域之路。

兰州古时被称为“金州”，也许和它相对富饶的物产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有关。像每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西部城市一样，对兰州的印象一定是它古老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兰州古老的一面主要都集中在黄河的两岸，我看到人们在靠近繁华市区的黄河岸边休息。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很暖，一些70多岁的老人集中在一个中式的八角亭中唱一种源自中原地区的戏曲，他们使用二胡等一些拉弦乐器，在他们的身边放着鸟笼，他们的老伴大都在亭子下面一处新修的用来按摩脚底穴位的鹅卵石路上领着孙子、孙女们走来走去。另外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大多依靠下象棋来消磨时光。

在河边基本上是看不到年轻人的，甚至白天在街上也很难见到二三十岁的面孔，他们的玩乐多在酒吧或者迪斯科舞厅。兰州曾是中国拥有酒吧最多的大城市之一，现在这里的酒吧文化已渐渐转入地下。今年21岁的金涛告诉我，他16岁就开始泡各种音乐酒吧，不过现在，酒吧变了味儿，“乐队很早就没有了，有些酒吧干脆像电视上那样演小品来招徕客人。”

我在一个阴雨的下午造访了一个据说在城里很有情调的酒吧，它隐藏在一条巷子里，紧挨着一间制醋的工厂，那间酒吧有很大的落地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隔壁院子里有一座古老而高大的砖塔。“旁边就是兰州市博物馆，我这里是全兰州最有文化品味的地方，今天因为下雨，来的人少多了，不过兰州很少下雨，基本上都是阵雨。”这个酒吧的年轻老板如是说。

乌鞘岭一段残破的明长城，依稀还能看出蜿蜒的形状。

从黄河铁桥到乌鞘岭

艰难地寻找活着的历史

在黄河的岸边最为著名的应该算是黄河铁桥了，外地和本地的游客争相在一块写着“黄河第一桥”几个红字的石碑前合影，各种机动车、自行车、三轮车和行人把桥面挤得水泄不通，这座横跨黄河的铁桥是1903年德国人修建的，据说当时把建桥的材料从中国东部的港口运到这里费了很长时间，换了很多种交通工具。如今在这个兰州标志性建筑的南面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中山路，在这条路上有超过50家的兰州拉面馆和各类商店，路边的巨型广告牌在宣传着某个新建的高档居住区。黄河上面大约50米的空中架着供游客观光的缆车。在对岸，一座颇为显眼的大清真寺耸立在岸边，兰州市民中有很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

离开兰州后，我们继续追寻河西走廊逐渐消隐的足迹。沿着国道312线西行约50公里，来到一个叫河口的地方，我们过了一座铁桥，就到了“河西”。然而这里离“走廊”还远着呢。继续向西行驶，国道312线、庄浪河和兰新铁路三线并行了很长一段路，在永登县城里我看到一个集贸市场里有一座长城烽火台，这是我此行看到的第一座被修建成完全中式的亭台楼阁，人们在里面交易各种商品。在街上是一排卖水果和新鲜肉类的摊子，这个城市的居民大都在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活动，繁华的商业区主要集中在广场周围。

在广场的对面我看到一座五六层楼高的砖塔孤零零地立在一片废墟中，“这里原来是一座监狱，现在拆掉了，准备要重修这座鸠摩罗什寺。”一位姓马的建筑工人指着那一大片废墟说，这座即将重修的大型佛教寺院占地20亩，大概要花费数百万人民币。我找到了鸠摩罗什寺的主持理智法师，他穿着一身明黄色的僧袍，正在指挥工人工作。听说我是记者，他不无自豪地给我们介绍∶“我们要早日重建鸠摩罗什寺，把它建成西北最大的佛学院。”他拿出一幅精美的效果图，给我指点着这所佛学院未来的布局和特色。

“鸠摩罗什是3世纪的龟兹国人，就是今天新疆库车一带著名的高僧和佛经翻译家，他7岁出家，年轻时一直在当时的西域36国游学、讲经说法，后来他又去天竺，即今天的印度学习多年，带回大量经书，据传他70岁时圆寂，火化后得舌舍利，就安放于鸠摩罗什塔中。”理智法师说。“但他和武威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好奇地问。

“自古以来，看似独立的宗教其实也与政治、军事有着密切的关联。“鸠摩罗什法师在西域诸国讲经说法的时候，正是中原大地南北朝军阀混战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各路诸侯占地为王，在100多年里建立了16个大小王国。占据着北方黄河流域的前秦王符坚是个信仰佛教的人，他曾听说过鸠摩罗什法师的种种传闻，对罗什法师心仰已久，希望罗什法师能到长安来弘扬大乘佛法。”

“建安十七年三月，西域番国的鄯善前部王和龟兹国王白纯的弟弟白震到长安向符坚朝拜纳贡，对符坚说西域有很多稀世珍宝，如果符坚派兵前去掳掠，他们可以做内应，符坚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尽管他无意强取西域诸多的珍宝，却动了强行掳取罗什法师来秦说法的念头。”

“建安十九年，符坚派出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姜飞统领7万大军长途征战，向西域挺进。这次统兵西行，是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原地区对西域最大的一次政治和军事行动，由于当时西域诸国之间相互倾轧和争斗比较频繁，为取得政治上的依靠，他们绝大部分向中原俯首称臣，因而西行大军并未受到太大的阻碍。由于当时已经国力渐衰的龟兹国仍要坚持抵抗，致使中原西行大军以武力攻破龟兹，劫掠了罗什法师，并一举统一了西域。吕光西征历时两年零三个月，行程万里，降服西域36国，掳掠奇珍异宝无数。在那个群雄并起的乱世年代，由中原而至西域的商旅活动日渐稀疏，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濒于断绝。吕光从军事上又一次打通了从内地到西亚的交通要塞，丝绸之路得以复兴，商贸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

“386年，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爆发，秦国战败，符坚被部将姚芙杀死，秦国宣告灭亡，姚芙称帝登基，史称‘后秦’。吕光的大军行进到凉州（武威）时，淝水战败的消息传来，吕光抢地为王，国号为凉，定都姑臧（今武威市），自己当上了皇帝，史称后凉。鸠摩罗什法师便跟随吕光在武威住下来，讲经说法，学习汉语，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在河西地区传播大乘佛教，到后凉灭亡为止，他在武威共度过了17个春秋。”理智法师洋洋洒洒地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鸠摩罗什的传说和故事，这是我听到的关于武威历史上最生动和别致的一些故事，虽然就人性和政治而言罗什法师东行是一次极其荒唐的历史事件，但它告诉我们其实河西走廊的兴衰跟政治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剑拔弩张的战乱转瞬即逝，在历史中沉淀的只有文化。如今，佛教对武威的影响仍然很大，几个来自邻近村庄的义务工人说：“我们都是自愿义务来修寺庙的，不收一分报酬，为了给自己积功德嘛！”

“武威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打打杀杀的战场，其实到明清时武威的军事作用已不像汉代那样重要，但在文化上重要性却更强了。”武威市博物馆副馆长梁继红今年35岁，是个典型的武威人，在武威文庙挂满匾额的大殿前她说：“比如这座文庙，就是明正统二年，兵部右士郎徐希驻守在武威时修建的。当时他觉得这里的教育不受重视，便向明英宗朱起正提出要在这里恢复文庙，建设礼学院，让军队的子女可以在这里接受教育。这里也有道教文化的遗存，比如这个文昌宫就是为了歌领文昌帝君而修建的。”谈及当地人性格时梁继红笑了，她说武威人的性格就像武威这个名字一样，豪放、粗犷、粗中带细，而且非常朴实，爱与恨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和西北各个少数民族一样，武威人自古擅饮，当地曾经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时代的酒器。梁继红说：“不是有句谚语吗？凉州人怪不怪，喝酒不吃菜！”我后来也发现，武威人爱喝烈酒，划拳行令的文化也十分丰富。

“武威的气候不是很好，这里比较落后，最缺的就是水，人们用的水主要是祁连山的雪融水，八九月雨季的时候气候最好。”梁继红是个武威通，她还给我历数了这里的特产：红祥的红皮大蒜、马阿坝的西瓜、巴放的辣子……

当我离开武威的时候，突然想起历史学家陈国灿教授对武威的形象比喻：河西走廊像一串糖葫芦一样，把四郡串起来了，而武威就是握着糖葫芦的那只手。

乌鞘岭附近的汉长城比起明长城来保存得就差多了，已经丝毫看不出长城的气势，倒像几座小土丘了。

乌鞘岭汉长城旁，当地牧羊人把石块摆成长长的一条，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祭祀的形式。

焉支古城因驿站消亡而谢幕

延续传统的只剩下马场

西出武威约30公里，即可到达永昌县城，吉普车在国道312线上行驶，视野变得逐渐开阔，残破的长城又零星地出现在公路的右侧。在一个叫水泉堡的村子我们找到一个汉代的烽火台，据传汉朝的时候大将霍去病曾在此处屯兵、练兵，现在这里是一处刚刚熬过沥青的工地，在远处的山坡上用石头砌了“严格要求”几个字，也许这里也曾有军队驻扎。“这段长城是明朝的时候重修的。”一位姓高的农民牵着一匹矮小的马从一段长城上走过时说，他家的院墙就是靠着古老的城墙而建。

据说著名的焉支古城就在此地，一个名叫红山堡的村子附近。在一条从祁连山上引水的水渠旁我向两个农民询问古城的确切位置，他们指着10米之外那条不足两米宽的土墙说，“就在那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曾经极盛一时的焉支古城竟落得这般模样？不幸的是，事实如此。

在焉支山下的草场上放羊是49岁的村民李世雄的日常工作，这个工作他至少已经干了20年。李世雄的爷爷曾给他讲过很多焉支城的传说，他自己也关注着这个城变迁之后的事情。“这个城建于晋代，原来这个城面积很大，大概有6700平方米左右，那时候城墙很完整，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荒废、破败了。（20世纪）50年代政府要在这儿修建一个农场，所以把土地征走了，还把城里寺庙中的房梁拆下去盖农场。”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段不大高的土堆。“这个城最多的时候住过300多人，那时候有高两丈的土制城墙。”他说着带我去看深埋在草丛里的水渠，“从前焉支城里住着很多回族人，这样的水渠是专供他们使用的，而现在村子里的水渠则是1977年修建的。前面柳树下面的是无量寿殿，我小时候还在那里玩过，当时墙上画的花草比现在的好，在无量寿殿旁边的是观音阁和娘娘庙。”

很难想象一座城市消亡的过程，在李世雄的描述和回忆中时空变幻，我似乎看到他103岁的爷爷当年在热闹的庙会中买风车的情景。“现存的一段城墙是给当时120位士兵居住的校场。”为什么会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建一座城呢？他说：“也许为了交通的方便吧，从永昌到这里共有80里路，正好是当时人们一天的驿程，再下一站就是山丹了。”其实后来由于河西走廊在明清时候逐渐安定，所有沿途的驿站已逐渐失去军事上的重要性，所以城里的居民大都开始外迁，直到解放前，大部分居民已迁移至离公路较近的村庄中去了，焉支古城也就慢慢地变成回忆。

李世雄坚持不让我们送他回草场，他沿着一条土石小路孤独而缓慢地走了回去，去照看他的羊群，我看到他的目光和脚步紧贴着土地，仿佛在古城中寻找着过去。今天的河西走廊有如一场洪水过后的景象，所有的历史都被冲刷得很干净，消失的古城从人们的记忆中蒸发，如今这里的人想的是怎样生活得更好。然而有些源自于汉代的传统仍在这片土地上延续，就好像深藏在祁连山脚下的山丹军马场。

山丹军马场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马场之一，在祁连山北麓一片2500多平方公里的草滩上，共有4个马场，这片草滩水丰草美，自汉武帝令霍去病将盘踞在这一带的匈奴赶出去之后，这里就一直是饲养军马的国家马场。不过4个马场之中，只有军马一场的所有草滩还在养马，其余的几个军马场为了经济效益，已经多改为耕地了。军马一场是一片起伏和缓的草原，有大约几百头牛羊被散养在山坡上。在马场东南约4公里处有一个西大河水库，它供应着金昌、永昌和山丹地区大部分居民的饮用水。周围是大面积的高山牧场，马牛成群，远处是祁连山几百里的雪峰。一位多年致力于田野调查的同来者说：“西大河及军马一场附近的窟窿峡近年来已辟为旅游景点，城里的人都开着汽车来度假，马场的牧马人顺势准备了军马供游人骑乘，这也是一种变通经营的方法。”我看到在峡谷里的草地上支着很多颜色鲜艳的帐篷，几辆可乘50人左右的大客车停在附近。

“现在的军马场仍在为我国的军队提供军马，去年甘南地区从这里买走了几匹马，好的马可以卖到五六千元一匹，山丹马可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优良品种。”一位姓高的军人在这里已经养了十几年马，军马场现在共有两万多名职工和家属，他们住在距马场几公里的一个由6层楼房组成的居住区里。在马圈里我看到了一群穿白色工作服的军人正在给马做人工授精，其中一人说∶“现在我们正在实验让山丹马和阿拉伯马进行杂交，争取诞生一个新品种，我们会叫它‘阿丹马’。”

山丹马个头并不大，但非常适合长途跋涉使用，这也许是它自汉朝以来一直充军的原因。傍晚时分，一个很大的马圈栅栏门被打开，一群至少有50头左右的山丹马奔腾而出，尘土飞扬。眼前的一切仿佛当年战争的活证据，除军马之外，余下的证据也许只有那曾经雄伟而今倾颓的万里长城了。

武威文庙里的石碑上，古人雕刻的文字还清晰可辨，非常难得。

景泰县黄河岸边，一位穿着朴实的大妈对着我们腼腆地微笑，不知为什么看着她竟然想起了母亲。

武威文庙门口卖水果的小摊贩一脸憨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武威夜市虽然不如敦煌夜市和嘉峪关夜市规模那么大，但也有一些当地特色的好东西，所以也值得一逛。

残破的夯土长城之南

多民族共生的文化依稀尚存

在山丹县城东20公里处，国道312线旁，有一段在整个河西走廊保存最完整的明长城，这些黄土夯筑的长城历经四百年风雨，仍然巍然屹立。36岁的陈准在这段长城旁边花了4万元买了一块2400平方米的地，用了两三万元修了水电，又花了一万元修了一圈儿院墙，准备把这里建成一个汽车旅馆。去年他在路边还经营了一个餐馆，由于客人太少，不得不盘了出去。“我本来是学医出身，后来爱上了摄影，第一次到山丹我就被这里古老的气氛深深吸引，决定在这里建一个‘城堡’。”他指着不远处一个用土堆成的房子说：“那里是明代的兵营，我本来想把它改成一个旅馆，不通电，让游客们都点着煤油灯和蜡烛，让他们体验一下当年驻守边关士兵的生活。”陈准像是一个现代拓荒者，只不过他不是开拓荒地，而是要在传统的迷失中重塑河西当年兴盛时的一个片断。

“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我都会坐在院子里体验这生命中宁静的一刻，所有挨过的辛苦都在此刻随风而去了，为了这一刻我牺牲了很多，但我觉得值！”陈准坐在低矮的葡萄架下感叹着。

还依稀可见当年丝绸之路风貌的驿站也许只有峡口村了，峡口村就在山丹明长城近旁，从高速公路下路堤再向北几公里就到了村口，这是一个被称为城门口的古城门，透过城门望过去是一条约有20米宽的土路，路两旁是村民的房子，在路的中间有一些水窖，也可称为水井。村民们的饮用水大多采自地下。朝阳的光线透过城门射进来，一个村民牵着两头驴从门洞中走过。今年70岁的村民戴学检说：我家的墙里还嵌着两块碑，上面还刻着字，好像是乾隆什么的。”

其实在汉朝，峡口村就已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了，因为从这里出城的路要通过一条低矮的峡谷，而后到达一个叫绣花庙的地方，所以这个村子就被称为“峡口”。原来这个村子街道两旁都是大车店和小饭馆，这里的常客是信使、客商和军队，从峡口出发四十里到达下一站新河驿，峡口的上一站就是绣花庙。”戴学检还说，1958年才有外人搬到这里居住，那时候国道312线还没有修好。如今虽然有了高等级公路，很多村民还是习惯走丝路古驿道外出办事。在村子的中央有一个保存还算完好的过街楼，听说马步芳的军队曾从这里经过，峡口毕竟处于军事上的重要位置，很多民居仍是依靠北防匈奴长城而建。

在中原王朝与外族长达千年的拉锯战中，各种文化的冲突和发展在河西走廊上凸显出来。从山丹县城往西南，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区海拔5027米的祁连山脚下，就至少并存着4种以上的文化聚落。

从山门到山谷的尽头只有5公里长，竟然有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千佛洞和一座藏传佛教寺院马蹄寺及大面积的石窟。这里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裕固族，而在祁连山脚下的开阔河谷中，还散落着很多藏式和蒙古式的帐篷，裕固人的生活习惯与藏族十分相近。

马蹄寺是一所藏传佛教寺院，现在只有12位僧人。据传马蹄寺石窟是由东晋时河西大学士郭羽主持开凿，开凿的年代大约和郭煌莫高窟同期。以前，只作为郭羽的隐居、讲学之地，后经改造，打通岩穴，置有塑像，才成为寺庙和石窟群，现存石窟70余孔。历史上，三世和五世达赖喇嘛曾亲临此寺朝拜参谒；清代康熙皇帝曾赐“青莲筏”三字匾及金镶紫檀塔。乾隆皇帝又赐马鞍一具、龙袍一件。

马蹄殿由于年久失修已渐荒废，现在被文物保护部门封了起来，禁止香客和游人入内。透过3米多高的铁栅栏可以看到大殿，那是一个有环状通道的大厅，依山势掘洞而建，里面依稀有一些被粉饰过的佛像。有一些燕子从大殿飞进飞出，据一位僧人讲，它们在佛像后面的岩穴中筑巢。

汉传佛教“千佛洞”位于进山门之路的右侧，是一片开凿在山体东面的石窟群。山体表面自然形成的凹凸石坑与人工开凿的石窟相伴，显得十分壮观。这个寺庙始建于北魏时期，47岁的僧人释道通说∶“虽然明清时期千佛洞曾屡次翻修，但现在人来人往的，洞已被毁了不少。”如今这个寺庙中只余下8位僧人，现在的住持是30岁的理明法师，他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并在江浙一带的寺庙中修行过。

清晨，我在张掖的一个宾馆里醒来，推窗就看到一座古老的木塔耸立在广场上，很多60岁左右的老人在集体练剑，还有一些老人在吊嗓子或是练太极拳，成群的燕子从木塔中飞出来。广场的另一边有一面大型的电视墙，正在播放着宣传某种食品的广告，一些卖早点和小商品的摊子都集中在电视墙下面。离广场很近的仿古明清街上，所有临街的商店都是仿明清样式修建，它们主要经营中国传统的绘画、书法和民间手工艺品。由于开发旅游的原因，河西走廊各个城市总是试图恢复历史上某个时代的样子，但是传统在遭受无情的冲击，那些崭新而单薄的古建筑在宣传新式移动电话的巨型广告牌下显得腐朽。

张掖地处河西走廊的最窄处，建于661年，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这个地方水草丰美，农业灌溉比较发达，有“塞上江南”和“金蹄寺及大面积的石窟。这里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裕固族，而在祁连山脚下的开阔河谷中，还散落着很多藏式和蒙古式的帐篷，裕固人的生活习惯与藏族十分相近。

马蹄寺是一所藏传佛教寺院，现在只有12位僧人。据传马蹄寺石窟是由东晋时河西大学士郭羽主持开凿，开凿的年代大约和郭煌莫高窟同期。以前，只作为郭羽的隐居、讲学之地，后经改造，打通岩穴，置有塑像，才成为寺庙和石窟群，现存石窟70余孔。历史上，三世和五世达赖喇嘛曾亲临此寺朝拜参谒；清代康熙皇帝曾赐“青莲筏”三字匾及金镶紫檀塔。乾隆皇帝又赐马鞍一具、龙袍一件。

马蹄殿由于年久失修已渐荒废，现在被文物保护部门封了起来，禁止香客和游人入内。透过3米多高的铁栅栏可以看到大殿，那是一个有环状通道的大厅，依山势掘洞而建，里面依稀有一些被粉饰过的佛像。有一些燕子从大殿飞进飞出，据一位僧人讲，它们在佛像后面的岩穴中筑巢。

汉传佛教“千佛洞”位于进山门之路的右侧，是一片开凿在山体东面的石窟群。山体表面自然形成的凹凸石坑与人工开凿的石窟相伴，显得十分壮观。这个寺庙始建于北魏时期，47岁的僧人释道通说∶“虽然明清时期千佛洞曾屡次翻修，但现在人来人往的，洞已被毁了不少。”如今这个寺庙中只余下8位僧人，现在的住持是30岁的理明法师，他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并在江浙一带的寺庙中修行过。

清晨，我在张掖的一个宾馆里醒来，推窗就看到一座古老的木塔耸立在广场上，很多60岁左右的老人在集体练剑，还有一些老人在吊嗓子或是练太极拳，成群的燕子从木塔中飞出来。广场的另一边有一面大型的电视墙，正在播放着宣传某种食品的广告，一些卖早点和小商品的摊子都集中在电视墙下面。离广场很近的仿古明清街上，所有临街的商店都是仿明清样式修建，它们主要经营中国传统的绘画、书法和民间手工艺品。由于开发旅游的原因，河西走廊各个城市总是试图恢复历史上某个时代的样子，但是传统在遭受无情的冲击，那些崭新而单薄的古建筑在宣传新式移动电话的巨型广告牌下显得腐朽。

张掖地处河西走廊的最窄处，建于661年，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这个地方水草丰美，农业灌溉比较发达，有“塞上江南”和“金张掖”的美誉，也许因为张掖的自然环境是河西走廊上最优越的，所以这里的人显得很有活力。文物保护工作者王康今年32岁，是个说话慢条斯理、酷爱历史和考古的张掖人，他说有句古诗这样形容张掖，“半城芦苇半城庙，一城山光半城塔影”。那半城芦苇是说张掖的气候和风水好，那半城庙指的就是张掖大佛寺。

这座汉传佛教寺院建筑面积有3万多平方米，建于1638年，属于典型的西夏王朝风格，寺庙中所藏的文物大约有1200多件，而镇寺之宝是600卷的张掖金经和大殿中那尊34米长的泥塑大佛。王康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有个姓姚的尼姑在大佛寺中修行，她把600卷张掖金经装在9个大经柜中保存，后来又把经书用泥封到藏经殿的墙壁间。这样经书才得以保存下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佛寺重修时才发现了这些经书，其中包括珍贵的‘大明北藏经’。”看着一只正围绕大殿飞翔的燕子他又说∶“历朝历代名人对燕子都有很多赞美，这些燕子以佛殿为巢，多少也沾染了一些佛气。不过，它们对古建筑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它们含有大量有机化合物的粪便对木制古建筑会造成损害，我们现在只能用防鸟网来保护这些梁柱。”

在河西道上有不少像永泰古城这样原始的村寨，民风淳朴，令人乐不思归。

两个看上去只有六七岁大的小女孩儿居然已经是景泰小学的学生了。

永泰小学的民办教师和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子

在景泰县永泰古城小学门口，放了学的孩子们正玩得不亦乐乎。

一座座史诗中的雄关被抛在身后

西域的神秘渐渐散去

我一路拿着一张并不是十分详细的地图旅行，从张掖再往西，一片在黄沙中若隐若现的土丘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黑水国的墓葬群。黑水国是位于内蒙古腹地黑水源头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王国，我一边独自在滚烫的黄沙中行进，一边回味着黑水国的传奇——是多么巨大的一种力量，能让这个王国的子民放弃自己的家园，跋涉1000多公里来到河西定居，最终埋葬于此？无从得知。但是，看脚下这片面积很大的墓葬群，被整齐而巨大的砖块封存，确实很能激起人的探究欲。在河西走廊上东西往来的交通几乎占据了历史的主导，但显然也有例外，比如黑水国的这次南北大迁徙。

出黑水国不久，司机杨师傅说：“一会儿我们就要‘出国’了，不知那时候要不要护照。”我知道他说的是嘉峪关。在这个风沙满天的黄昏，我们来到了嘉峪关的城墙下，在无尽的戈壁滩中它显得格外苍茫。这里曾是明朝的边关重镇，是明朝在统治上趋于保守的象征。嘉峪关关城面积很大，如今的城墙都是近几年重修的，城里能避风沙的地方还好，在嘉峪关城外有一段5年前新修的城墙，但现在已残破如同汉代长城一般。现在嘉峪关已经是甘肃省最有名的旅游胜地之一，我们进城时，看见一些工人在城墙上干活，他们是在为城墙安装霓虹灯。

嘉峪关的南面有一段明代长城的遗迹，据考证是万里长城的起始点。这里与兰新铁路相邻，长城在一个约100米深的峡谷顶端开始修筑，这道峡谷宽约150米，谷中一条小河在石滩上缓缓流过。在这里，汉朝的驿道、明代的边境和现代的铁路交织在一起。

在玉门关加油的时候，我遇到了3个来自山东聊城的司机，他们此行是要把18辆农用卡车从山东运往乌鲁木齐，途中车出故障，正在这里修车。“我们已经跑了4天了，在各个地方都经常被罚款。”我问他们一辆车能卖多少钱，他们说也就八九千元，其中一位姓马的司机干这个工作已经干了3年，他说，要不是车坏了，他4天就能把车送到乌鲁木齐。这一次，他们出山东聊城经郑州、西安、兰州、嘉峪关来到这里，然后就要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把车送到新疆去。很快，车修好了。眼看着他们穿过汉朝的最后一道关口——玉门关向西域进发，不由心中慨叹：这也许是趋于失落的河西走廊最具活力的一面了。

自从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以来，中国与西域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各地的经济往来就渐渐淡忘了西域，而是从东部港口城市出发，经东亚、南亚抵欧洲。元朝时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走过河西走廊，在返乡的时候也选择了海运。这以后直到明清两代，河西走廊彻底失去了往日军事和经济的意义，沦落为被皇帝遗忘的苍茫边关。

身在紫禁城中的康熙皇帝曾做过这样的一个梦：他梦见在茫茫的沙漠中有一个绿洲，一条河从中流过，河两边有两棵参天大树，他认为这是上苍赐给他的边城重镇，于是他派人四处寻找，终于在河西走廊上的安西桥湾找到了这样的地方——桥湾刚好有一条河流过，这条河名叫疏勒河，在河的两边有两棵高大的胡杨树。康熙皇帝于是下令陈银山到那里修建一座城池，但贪官陈银山却贪污建城的款项，康熙皇帝大怒，下令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斩首，并用他的头盖骨做成人头碗，用他两个儿子的皮制成人皮鼓，以警示后人。现在这些东西就存放在桥湾的博物馆中。

在博物馆中还有一具1983年出土的干尸，这具干尸是300多年前桥湾永宁寺里的一位道士。奇异的是，干尸面目如生，可以看出他临死时非常痛苦，喉咙处有一个深深的伤口，仿佛是箭伤。由于此地十分干燥，所以干尸保存得很完好，他生前的身高应该有1.8米左右，死后则不到1.6米了。道士的死因至今成谜，这座桥湾古城现在也只剩下残垣断壁，不过它仍然是河西走廊上仅存的清代古城，每个寻访河西历史的人都会在此驻足一观。

张掖丹霞地质公园里龟裂的大地

在丹霞地质公园的附近常常可以看到周围村子的放羊女，她们看上去十七八岁，不过都已经嫁人了。

一双老人的手，可能就是一条路的沧桑缩影。

嘉峪关美食一条街上开饭馆的回族少女

嘉峪关远远看去非常壮观，但是真正走到城楼之下，进入新修的城门，看到那些水泥台阶，怀古的感觉就渐渐淡了。

一条古道，有多少英雄或者流寇从这里走过，有人大漠逐鹿，有人路边埋骨，无论际遇如何，最后不过是古道一页。

当壁画的色彩被岁月一点点剥蚀

西域的图腾符号也日趋黯淡

安西古称“瓜洲”，以盛产西瓜而得名，是唐代河西走廊上的军事重镇，距安西县城86公里处有一处汉唐古城遗址，这就是锁阳城。关于锁阳城名字的来历曾众说纷纭：锁阳城原名“苦峪城”，唐代名将薛仁贵奉命西征，被困于此，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之际，士兵靠掘食城内外遍地生长的锁阳根茎为生，才得以坚持到援军到来。为此薛仁贵改苦峪城为锁阳城。

不管这个说法是否可靠，现在的安西古城也只不过是一个遗址。仅存的城垣为长方形，由东西两部分组成一个“日”字形，东城小，西城大。东西总长为565米，南北只有468米宽。城墙为夯土砌筑，底宽75米、顶宽46米、高10米。据说东城是当年驻军将领及其家属的住所，西城则为士兵所住。城墙的西北角有一高约18米的“角墩”，角墩上有拱形门洞，东西贯通，大概是守城士兵巡行及站岗之用。

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也与锁阳城有关，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于唐贞观三十九年十月间自长安辗转到了锁阳城，当时碍于朝廷封关禁令无法北出玉门关，后来在一位胡人向导的帮助下，在玉门关上游5公里的地方夜渡葫芦河，得以绕过玉门关，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到了印度。安西县的榆林窟、东千佛洞有6幅玄奘取经图的壁画，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说到西域丝绸之路的图腾符号——壁画，就不能不提及安西县的榆林窟，这里集中了中唐及西夏时期的壁画和佛教造像，我们驱车在一个满天风沙的傍晚来到榆林窟，这是一个狭长的河谷，开凿的石窟连起来共有500多米长。比起游人趋之若鹜的敦煌莫高窟来，榆林窟壁画保存得相对完整。我们观赏了最精彩的第三窟，里面的壁画非常雄伟，是一幅西夏时期的水墨山水画。唐朝时，水墨山水画一时兴起，与大唐交好的西域诸国也纷纷效仿，后来颇具艺术创造力的西夏国民将这种时尚做了改变，所以榆林窟的水墨山水画自有其独到之处。另外，在第25窟还有几幅描绘西夏人生活场景的壁画，如酿酒图、舂米图等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1941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遍游敦煌以后，他认为最好的壁画在榆林窟。

22岁的讲解员张程龙刚毕业就主动来到榆林窟工作，住在靠近河边的宿舍里。他说敦煌研究院招收讲解员年龄卡得很紧，都在18～20岁之间，这是怕他们结婚生子以后就不安心待在这么荒凉寂静的环境里苦熬了。张程龙却信心满满，“我还能干个六七年不成问题，当初选择来这里就是因为我对石窟十分狂热，更喜欢这里的环境，完全不觉得寂寞。”张程龙还告诉我，他们一共只有20多个人，但部门很齐全，甚至还有一个小气象站。他指着石窟之外的一条河说：“冬天这条河里结冰很厚，去年遭遇了一次冰凌，除夕那天我们还在挖冰呢。”实际上，去年从大年二十八开始河面上的冰就结了80厘米厚。除夕早上天刚蒙蒙亮，他们光着脚跑进被冰封了的厨房拿餐具，在厨房柜子的抽屉里发现一只冻僵的老鼠，出于恻隐之心他们把它救出来，但是不一会儿它就咽气了。也就20多分钟，等大家把东西搬出来的时候，脚都冻成白颜色，一点儿知觉都没有了。”

冬天大雪，夏天又发洪水，张程龙回忆说：去年夏天曾经发生过一次90年以来最大的洪水，一楼进水1.7米，来势凶猛，桌子、板凳都是从下游水库里捡回来的。比雨雪更无情的是资金短缺的现状，榆林窟位置偏离城市，经常无人问津，更没有能力进行文物保护，虽然偶尔也有一些慈善家做一些投资，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所以榆林窟一直面临着巨大的隐患。

告别了这些孤独守望的人们，我们在那条尘土飞扬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漫天黄沙中我隐约看见一队商旅骑着马走过，其实现在这里已经很少有人经过了。不似千年前的丝绸之路，只要有过往的驼队，都要找一座石窟求神拜佛以保平安。所以，榆林窟当时香火鼎盛，敦煌莫高窟更是被顶礼膜拜。

敦煌可以说是目前河西道上最具机遇和生气的城市了。正像它的名字描述的那样。在古汉语里，“敦”是大的意思，“煌”是繁盛的意思。乾隆皇帝亲自给这个清朝以前一直称为“沙洲”的地方重命名为“敦煌”，足见其重视之心，而这个名字所象征的一切今天仍然延续着。

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这个被围困在沙漠中的城市竟是如此繁华，街道两旁布满了各种风味的餐馆，从东北饺子到广东粤菜，从四川火锅到兰州拉面，真可谓应有尽有。大多数情况下，从一个地方的饮食大概可以猜出这里住着什么样的人，但敦煌却不好猜，因为它是个多元化的移民城市，极大包容，也给所有人同等的机会。

在朋友的极力推荐下，晚上我去了敦煌最大的夜市，坐在露天的桌子旁吃羊肉串和烤饼。那个卖烤羊肉串的老板姓张，羊肉串五毛钱一串，份量十足。他是从兰州郊区来到敦煌打工的，一待就是10年。问他现在生活怎么样，他说：“租房住呢，和一个当地女人结的婚，孩子现在上幼儿园大班呢，还不错！冬天能在小棚子里做生意，暖和！”老张以前是农民，现在做起了生意还算得心应手，他说这是因为敦煌人性格好，老实，而且文化水平高的人特多。现在敦煌有13万人，城里最大的活动就是在端午节去莫高窟朝拜，每逢那时莫高窟的门票对本地人只收5元，十分人性化。

从受欢迎的程度上说，莫高窟的确不能与榆林窟同日而语，不过，大量的游客带来的除了巨额的门票收入，还有对壁画的毁灭性打击。众所周知，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如果大量聚集，就会让壁画褪色、起鼓和开裂，最终剥蚀。虽然现在莫高窟已经有意控制人数，但它的毁坏速度仍然远远超过了榆林窟。这千年不断的香火已经成了鸡肋，令人堪忧。

在敦煌城里，还保留着一片沙洲故城的遗址，我在一群孩子的带领下来到一些残破的土墙下。这群孩子经常在这片故城中玩，他们说这里有一种马蛇，很毒，被咬了要到日本去治，但他们却不怕，还经常在这里捉蛇。我们现在看到的故城是乾隆皇帝修筑的。其实早在有史料记载之前，这个地方就居住着羌、月氏等少数民族。到了秦汉时期，匈奴变得非常强大，占领了西北地区的广大土地，形成了与汉王朝对立的局势，终于在公元前121年，汉王朝打败了匈奴，到了公元前111年正式设立敦煌郡，到今天已经有2125年的历史了。现在这些古迹已成为孩子们玩乐的地点，虽然还残留有一些当时的军事设施，比如玉门关与阳关之间的那五十华里的汉长城，可对孩子们来说，那不过是几段低矮的，掺杂着草梗的土墙罢了。

在敦煌研究院，我拜访了60岁的女院长樊锦诗。她的身世很有意思，杭州出生，上海长大，北京上大学，然后到敦煌来工作。河西走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她推荐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与莫高窟遥遥相对的三危山，她说：“三危山这个名字比莫高窟要古老的多，《山海经》里面都记载着在舜跟禹的时期，这里生活着三苗等民族。夏天的大雨过后，三危山山体上的云母等矿物质就开始反射光线，上方的天空就会一片血红，所以也有人说玄奘西行时遇到的火焰山不应该是新疆吐鲁番那座，而是这座三危山。”

受了院长的鼓舞，我们把车开进了三危山干枯的山谷。果然如她所说，这山谷两边尽是寸草不生的岩石。远远地，看见在黄沙中有一个佛像模样的影子立在荒山中，神秘而高大，和四周荒凉单调的景物融为一体。据说那是敦煌的一位企业家在这里修的铜佛，有20米高。也许，莫高窟中那些精美的石刻佛像比起铜佛来说太脆弱了，难以承受岁月的洗礼，可是铜佛又怎能代表河西的文化源流呢？三危山上有一间老君观，观中如今只剩下一位道姑独自修行，还有一些虔诚的村民依傍于周围不愿离去。

“在这个佛教集大成之地怎么会有一间道观呢？”我问樊院长，她笑了，“敦煌这地方很独特，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希腊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全世界的四大文明都在这里混血，所以从藏经洞里发现过各种教派的经文，几种宗教在这里汇集，因此这里有道观一点也不奇怪。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就是依附于道教而生存的，因为佛教世界是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元素的。敦煌壁画对研究历史很重要，这里面充分展示了那时音乐、医药、科技、建筑、舞蹈等文化交流的真实内容。”

嘉峪关旁有个“长城第一墩”，夜色中它显得颇为神秘。

新修的嘉峪关城墙

河西道的尽头

孤零零立着一个奇迹——雅丹

一个空气纯净的清晨，我们出发前往“雅丹”，这个名字是对一种独特的风蚀地貌的统称，甘肃境内的“雅丹”有600多平方公里。在前往“雅丹”的路上我们在玉门关停留了一会儿，漫漫戈壁上只有这里水草丰茂，疏勒河河滩中有一大片生长着芦苇的湿地，难怪历朝历代都要在这里屯兵。有一户农民住在玉门关的遗址旁，他们夫妇两口人养了400头羊，这里的地比较便宜，所以他们住在这里。我们到时，他们正把羊放出羊圈。

“有水草才建关隘，这个‘草湖’水草好，古时候特别适合养马。”老张今年50岁了，他的两个娃娃在敦煌上学。这里正在修一条通向“雅丹”的公路，因为政府准备把戈壁滩变成地质公园。“雅丹”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这里原来是罗布泊的湖底，地质发生变化后，罗布泊开始萎缩，持续干旱，又经雨水冲刷，形成条状及各种其它形状。

吉普车在黄沙中飞驰了两个小时，看到有一排新修的木板房子，管理这里的5个工作人员就住在一个很凉快的窑洞里，洞是他们自己挖的。有趣的是，他们正躲在洞里看一部美国枪战片，他们用的电是太阳能发的。在窑洞的旁边有两个蒙古包，据说这两户人家是自愿搬到这没有人烟的戈壁来的，也不知为了什么，在这里我们还吃到了羊肉，真难得。向导说在这片雅丹的腹地还有很多淘金的人，其中少部分人来了就没能回去。

很想去看看那片会吞噬生命的戈壁，便壮起胆开车去找淘金人的墓地。干干的地表被直射的阳光照得滚烫，我下车独自往前走，看到这片沙漠的表层有一层大小十分均匀的黑色石子，那是在几千年的风刮过之后戈壁唯一留下的东西。我走着走着，渐渐放弃了寻找。突然想起，向导告诉过我“雅丹”的意思，那是维吾尔语，意思是“失落的土丘”。当洗劫历史的风刮过之后，一切都没有剩下，而我始终记着的是司机杨根录在从兰州到敦煌的路上经常会发出的那句慨叹：“每次开车路过这里，看见窗外的山我都想哭，这里真的太荒了。”

黄河石林中，经常看到入关或出关的人们，骑着马，在黄沙漫天中缓行。

敦煌附近的三危山里，现代人照电视剧形象做出的西游记雕塑。

敦煌莫高窟外墙壁画

敦煌鸣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