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徐

大常秦家 无奈风雨

秦乔异姓相拜

从万柏林区南下，改道国道208线，再取道省道221线即是祁县。到祁县探寻晋商足迹，乔家大院不可错过，然而，我们匆匆离乔家堡而去，直奔大常秦家。乔家发迹，清徐大常秦家的“拉帮”功不可没。“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正是两家的商号。秦乔异姓相拜，约定不离不弃……那为什么世人只知有乔，不知秦？

从祁县到清徐县，依旧在国道208线和307线之间辗转，一段省道之后，清徐县政府就到了，从这里往大常村去，开车只要半个多小时了。近午时分，虽有骄阳当头，沿途的树木和田里刚结穗的玉米却让人感觉到一丝清凉。经过一段有些颠簸的田间小路，车在一所大院前停下来。环院墙有房屋，屋里有几口大缸，村支书介绍这是酿醋的。在这片寻常的乡村景色背后——清徐县集义乡大常村的秦家——曾经抒写过令今人难以想象的辉煌。

集晋商精神和建筑风貌之大成的晋祠的对越牌坊。

大常村不像一般村落那样得名于村民的主姓氏。传说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为古战场，也是练兵、庆功、行赏之地。大功大赏，小功小赏。因“赏”、“常”谐音，“大赏”传为“大常”，与之毗邻的太谷县小赏地，就成了“小常”村。大常与武“相生相克”。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晋中战役的最后决战地。我军由徐向前指挥，敌方首领则是阎锡山的保安司令赵承绶。那是我方以少胜多的又一次著名战役，过程极其惨烈。到现在，大常村好多房屋的墙上还有累累弹痕。初到者不识，而一经指出，顿觉触目惊心。

大常又一度是周围十里八村的经济文化中心。大常地处京都大道——北京入娘子关过榆次往陕西要经过大常，而大常又远离县城，便自然形成商业市场。明代，大常是县内仅次于县城的繁华集镇，南北大街商铺一个挨一个。在这个曾经以商为主业的镇子里，出了两家显赫一时的巨商大贾——村西头的刘家和村东头的秦家，我们这次寻访的对象正是秦家。

秦乔两家渊源太深，乔家发迹正因为秦家帮衬。然后，从覆盖包头商界的广盛公、复盛公，到汇通天下的大德恒、大德通；从乾隆初年生意开张到建国初，这两家一直合资。

兴旺时期的秦家和祁县乔家旗鼓相当，包头各商号每个账期下来，数万两白银的红利滚滚而来。秦氏三余堂、九德堂、既翁堂宅第连片，仅新建的9处宅院就占据了大常镇的东北一条大街。那时，七品知县岁俸白银45两，一品大员岁俸也只有180两，而秦家年均收入不下万两，相当于百个一品大员或三四百个知县的年俸。说秦氏富比王侯，实不为过。建国初期，秦家后人到包头结账，回来说包头有一条街，叫秦乔街，有石碑，记有秦家事。秦家第三代人秦肇庆是包头生意的开创者，他也与乔家第一代掌门人乔贵发，两次在关公像前叩头发誓，乔秦异姓一家，勒石铭志，世世通婚，互相提携。这块碑乔家还一直保存着。

秦肇庆，小名四喜，生活在清康熙、雍正及乾隆年间，是秦家繁荣的撰写者。肇庆十几岁就离家走外，到河南、关东、天津、北京等地闯荡。约在乾隆初年，跟着姑父来到内蒙古萨拉齐种植蔬菜、买卖粮草、经营旅店。不久就小有成就。姑父在关口外站稳了脚，买房置地，好不得意。《清徐县志》中载，肇庆“办事专擅，多谋善断”，这样性格的人，只适合做“第一把手”，由得他挥洒。肇庆的经营理念与姑父多有龃龉，雄图大志不得伸展，常郁郁。恰此时，祁县乔贵发也来到口外。

时代久远，不知道秦肇庆与乔贵发这两人相见是怎样一幅图景，有没有青梅煮酒，秉烛夜谈？但这两个注定要塑造包头未来的人，一见之下，便仿桃园结义设案焚香，拜为异姓兄弟，约定共同创业。创业之地，他们选在包头，在一处叫西脑包的地方落脚。那时包头只是一处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因为这是通往内蒙古的要道。果然如二人所料，这里两三年间人口急增，手工作坊、商业店铺林立。由于秦乔占了先机，又有了好信誉、好人缘，所以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积累的资本也越来越大。两人把他们的商号定名为“广盛公”，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还搞银钱借贷。

乾隆十年前后，他们把大笔资金和主要精力用来搞一种叫“买树梢”的生意。这是一种期货交易，即在春天，农民没钱抵垫，又愁销售没保证之时，他们明榜标价，立字为据，预付部分粮款，保证秋后收购。这比西方商贸史上说的期货交易还要早几十年。不料，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左右的一次买树梢交易中，秦乔栽了大跟头，把十多年挣的老本差不多赔光了。老乔一气之下，洗手不干，回家种地。肇庆则留下来惨淡经营。

再过五年，机会又来了。这年包头一带风调雨顺，农业大丰收，粮价一跌再跌，尤其是黄豆，贱得和白给差不多。肇庆把自己积累的所有银子统统买了黄豆。待到来年，包头一带又发生了罕见的大旱，几乎颗粒无收，他立刻把囤积的黄豆像金子似的抛售出去，资本一下就翻了两番。

大喜之后，他立刻想到故知乔贵发，没做任何耽搁，跑去祁县乔家堡找到正在地头干农活的老乔，二人重新结拜，“今日结义，永为兄弟，忠诚信义，不离不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世代联姻，两姓一家”。

重返包头后，他们把商号改为“复盛公”，复盛公越扩越大，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复字连号，几乎垄断了包头的商业金融，形成“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商业奇迹。包头在清雍正年间叫做包头村，1809年改为包头镇，1926年改为包头县，1937年改为包头市，现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包头的变迁正与二人合辙同轨。

万贯家财的商人宅院，客房或者书房细节处精巧，整体却简单、朴素。

专门出产麻油的油坊。

柱础边的石雕造型各异，每个造型都有吉祥、富足、顺和等寓意。

告老后的秦家在风雨中落幕

乾隆年间的广盛公以秦家为主，乔家为次。约乾隆四十年（1775年），秦肇庆告老还乡，一心一意经营家业，建造宅第，坐享其成。而乔家继续进取。复盛公时代，乔家的股份超过秦家，在包头商界是乔家第一，秦家第二。

偌大家产若只用来享受定会玩物丧志。到肇庆的孙子辈时，金头这人正应了古训。金头是死后的谥号，生前人称石头。这石头的父亲死得早，年纪不大就掌握了万贯家财，他有三大爱好，赌钱、猎色、玩古董。听说陕北、晋北多美女，石头就在那些地方投资，办些商店。赔了钱就从包头复盛公抽出股金抵补。石头赌博在本地也是出了名的，镇西五里李青村大历寺的赌博会，秦石头就是赌场上的主角。要说玩古，这似乎是件雅事，但石头玩大了，更因此而卖了脑袋。原来，他居然从宫中人手里买了皇帝的爱物“玉马”。皇帝震怒，石头被判“斩决”。伏法之后，秦家把无头尸体运回老家。又倾家产配了个金人头，然后隆重地殡葬，玉马也一同陪葬。据说，出殡时通往坟地孟高村的20里路上，白幡仪仗队鱼贯而行，送葬队迤逦不绝，所过村庄观者如堵。

秦家到第九世时，出了个子弟反对包办婚姻，闹出有伤伦理的事来，形成诉讼，各施贿赂，久讼不决，家败人累。另一子弟散播“房地不卖，终究是害”的谣言，更抽出商号的一半股份，极尽挥霍之能事，如此等等，累累不绝。当老乔家英杰辈出，奋发向上之时，秦家正在自己釜底抽薪。这正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只有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会一败涂地。

秦家凋敝，还因为此门男人常寿短。为长寿计，秦家祖坟曾迁到20里外的太谷县孟高庄，还曾迁往榆次。给“阴阳”银两无数，却终究没能改变命运。也正因此，秦家出了好几代女强人，也曾有过“中兴”。民国时，秦家还与阎锡山联了姻，据说南同蒲支线绕道徐沟，就是阎锡山为了便于儿媳妇回乡探亲。

回头看秦乔两家的合作，最初秦家股份多，次后各半；嘉庆年间，乔家补进大量资本，股份变为乔家七成半，秦家二成半。民国二年（1913年），秦门第八世代表秦家到包头，讨论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工商金融。乔家参加人有乔映霞、乔佑谦。当时设在北京的大德通票号面临挤兑风潮，乔家意见是再投入资金平息挤兑风，秦家则缺乏信心，还想抽出股金。此后，秦家股份缩小为12.5%。1952年，第十世最后一次去包头清算时，秦家的股份只剩3厘了。

当秦鼎盛时，单单院子就占了几条街，而如今世人只知有乔了。秦家现在还剩有几处院落，由秦家后人各自居住着，经过几代修缮，早已“现代化”了，只在不经意的细节处，还留有昔日的繁华富丽。至于那些经过岁月幸存留下来的古物、老家具，也在邻县修复晋商大院时被陆续地卖掉了。

秦家是太原县内富甲一方的商家旺族，良田万顷，土地大量出租。

乔家堡村可以说是乔氏家族的血缘部落。

从大秦常家后街望过去的太原古县城老街。

东罗时家的仁义商人

孟封镇位于太原市清徐县城东南40里，是县内包括清源、高白、尧城、徐沟、大常的六大古名镇之一。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孟封镇的繁华。当时的孟封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繁华至极，有“小太谷”的美称。孟封村东南7里，过阎家营、西罗村，即为孟封镇第二大村——东罗，2000多名时姓村民是这一带的一大望族。在清末民初，东罗村的时成德为闻名三晋的大商人，与徐沟天禄堂的王家齐名，享誉清徐商界。同是本族的时成瀛创办的“小梨园”戏班，培养出三儿生（孟珍卿）、天贵旦（王春元）等一批著名的晋剧艺人，为晋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不何低估的作用。

在东罗村说起时成德，年近七旬的老人都多多少少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东罗村的李世进老师，教师出身，学识渊博，对家乡的人文地理非常感兴趣，退学后痴迷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幸相遇，便与他同行，他对时家的了解和掌握非一般人能比。据他介绍，时家以经商为主，兼营土地，时家到底有多少家店铺，现在无人可知。盛传在清徐县及太原、河南、京津、东三省等地皆有商号。时东家要去京津或东北店铺查看生意，旅途非常方便，能做到不进他人旅店、餐馆，沿途的就餐、住宿全在自己的分号或分店，可见其资金之雄厚，实力之强盛。曾经位于太原市迎泽大街的东安剧院就是当时时家修建的。

和大多数的晋商一样，有了钱发了财，时成德回到东罗村后开始置房买地、养车壮马。他盖的住宅，人称楼院，整整占了两条街。前边是当铺院，当铺字号叫“裕丰当”；后边是粮行，叫“裕丰庆”；中间是住宅，有走廊过厅，还有偏院、牛房院、长工房，布局合理。房屋都是青砖大瓦房，虽然现在大都毁坏了，但气势犹存，门楼、出檐上的木雕、砖雕细致精巧。这些建筑上的细节，总是不经意间暴露院主人的身份。

许多四合院土改后，分给了村民，修的修，改的改，院落的面貌都有了大的改变，但规模还是不减当年：正房5间，高高的院墙，宽敞的大院子。住在里面的村民都很热情地告诉你哪一间曾是时家的牛房院，哪一间又是长工房以及何时分到自己手里的。

时成德买地建房，大修家业。但是，其子孙真正在这里居住的时间并不多，许多房子里长年住着佣人、长工以及店铺里的掌柜、伙计。时家大院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不像别的富户，深宅大院，独门独户。现在，这些院子里都住着本村的村民，院子里依然那么热闹。如今的正房经翻修后仍在住人，两边的厢房放着些杂物，宽敞的院子里搭起大大小小的棚子，养的奶牛、鸡、猪、兔子……看家的大黄狗满院子跑。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个院子，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在村子里提到时家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上年纪的人都能讲出一段故事。在他们心里，时家并不遥远，也不神秘。不管外面人怎么看待这个远近闻名的大晋商，在他们看来，时成德还是东罗村人，谈论他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流露出乡情的亲切。

据有关资料记载，时家发迹于时成德这一代。时成德又名时化五（“五”字代表仁义礼智信），乳名保仓。生于1872年，卒于1953年，享年81岁。时成德的父亲人称“叫化儿”，顾名思义，当时的家境非常贫穷，父亲替人扛长工，母亲则常年为人做针线活贴补家用，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当最终难以维持生计时，时家父子经人介绍去闯关东，到奉天（今沈阳）谋生。初去时，时成德只能在一家名为“功成裕”的杂货铺当学徒。那时的规矩是只管吃住不付工钱。当时，时成德也就16岁出头，年纪小却很机灵。杂货铺的东家管他们饭吃，还能学些经商的道理，时成德意识到这种得来不易的机会绝不能错过。他口勤、手勤、腿勤，人缘又好，平时留心学习经商的有关知识，练习珠算，还写得一手的好书法。果然3年后，得到东家和掌柜们的赏识，由学徒升为店员，有了工资。这时，时成德的父亲因身体有病，最后返回了老家东罗村。

1894年，中日因朝鲜内乱开衅，日军进犯辽东，人心惶惶，许多买卖人的生意无法经营，只好关门歇业，“功成裕”也不例外，东家给每个店员发了路费让其回家避难。时成德20多岁，平日里为人勤快且忠厚老实，深得东家的信任，就让他和大掌柜一起留在铺内照管店铺，东家则藏在后院的地窖里，怕人绑票。当时的环境，对经商极其不利，但时成德仍然尽职尽守。店铺虽是关门停业，但铺内仍旧整理得有条不紊，而且他一日三餐为东家送饭送茶，不厌其烦，时时处处为东家分忧，更得到东家的器重。

停业三个月后，店铺重新开门营业。俗话说，货卖一张皮，由于时成德平时就将货物整理得干净整洁，根本看不出是积压货，因此，顾客盈门，生意兴隆。东家满心欢喜，将时成德提升为二掌柜，时成德将挣的工资存放在柜上入了股，又成了“功成裕”的股东了。时成德当上了二掌柜后，自己也有了资本。条件成熟后，就独立经商开办银号，生意逐日扩大，买卖越做越红，在北京、天津、沈阳、太原、太谷、清徐等地都有了买卖。

关于时成德发家的历史还有其他的版本，这些流传在坊间的故事，它们的真实性早已无从考证。那个年代，许多和时成德一样的贫苦人背井离乡，出去谋生，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得知。外人只知他们衣锦还乡的荣耀，创业时付出的血汗又有谁去关心。所以，许多晋商的发迹都显得极其神秘，各种各样的传说更是讲述得古怪离奇，比如天降聚宝盆、无意中挖出财宝等等。而为东罗村老一辈人津津乐道的，并不是时成德得到了一笔飞来之财，而是他吃苦耐劳，诚实本份的品德。

在东罗村，时成德的口碑极好，在村民眼里，时家的慈善远远重于他的财富。自小出身贫苦，发迹后，时成德也一直保持俭朴的生活习惯。对穷人的窘境，他深有体会，因此，他待村民仁义厚道，遇到灾年或春荒，村民有家中揭不开锅者，前去借粮，无论多少，从不拒绝，不伤穷人的体面。待等秋末丰收后，再如数归还，时家也从不催收和加收利息。有时年景不好，个别人家欠收实在无粮偿还，也概不追缴。

时家家大业大，有专门的牛房院，骡马成群。农闲之时，时成德就叫人把骡马拴在门外的场地上，村民推米碾面，尽管牵去使用，只是有一点，不管能不能干完活，必须在喂饮之时送还，第二天可接着再使用。时家还常备车备马供村民有事有病、婚丧嫁娶用车，且不要一分钱。东罗村西北有一条大官道，五里一台，十里一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时成德就在路旁盖了三间小屋，门上挂了牌子写到“舍茶便旅”，免费供应来往行人饮茶，这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时成德的当铺也是当地利息最少的。村里人都传唱一首民谣：“成德财主真正好，父老乡亲记得牢。手中无线上当铺，锅内无米有粮行。”

据说，由于时家宽厚待人，土改时工作队进驻村里，宣传土改政策、清算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时，不少人却说：“不是时家剥削俺们，是俺们沾了不少时家的好处了。”

时家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开始发迹，到日本侵略中国时倒闭，前后不到40年，他一生不做官，不为日本人办事，一心以经商为生，善待村人。

除了时成德，时成瀛也是东罗村的一位商人，他生于1825年，卒于1898年，在清徐也是有口碑的晋商。时成瀛最为人称道的事是开办了“小梨园”。

1884年，时成瀛决定开办剧校。他在东罗村西北关帝庙东西两侧盖了两处住所，开始承办剧校“小梨园”娃娃班，剧校聘请了当时有名的晋剧艺人当老师，有庆娃师傅、寇准生、鸡娃生、斜眼黑、捞鱼鹳等。时成瀛还命人由阳曲县、北路等地买回40多名孤儿学艺，小的八九岁，大的也不过十二三岁。这些孩子的吃穿、文武场、乐器，甚至舞台设置、服装器具等，均由时成瀛一人出资办理。剧校制定了校规和培训计划后，便正式开园施教。

时成瀛尊师爱徒，关心教师的生活，工资月月兑现，从不拖欠，他要求教师既要严格训练，更要关心爱护学员，尽力克服“唱戏，唱戏，不打不记”的做法，让学员自觉每天从早到晚喊嗓子、练功、口对口念戏、排戏。还督促学员苦练基本功，从唱做念打到手眼身法步都一一过关，不能含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学员们在学中唱，唱中学，唱练结合。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学员期满出师，便成立了戏班——小梨园，长年赴各地演出，受到了观众的赞赏，为晋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晋剧界培养出很多的艺术人才。

1896年，时成瀛年事已高，诸事不顺，又无精力经营小梨园，经人说合，将小梨园转交于本村韩家经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小梨园因八国联军进北京，再加上大旱成灾、人心不齐等种种原因而告结束。但小梨园的影响却源远流长，培养出大批戏剧人才，如小生泰斗三儿生，青衣皇后天贵娘娘等，至今让观众记忆犹新。

晋商的祖宅、祠堂、石碑，多由书法大家题写。

范氏油坊在圪垛村的西北角，这是一个原始的手工榨油作坊，还保留着当年用榆木做成的榨油木。

今年79岁的范德华老人是范氏油坊的传人。

晋商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常要翻山越岭经商、开铺，有些古道早年都是主要供晋商往返的商道。

晋商的祖屋常挂有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