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名人的骨子里有两种味，一种是文味，一种是商味。浓厚的文化和商业氛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英才，也成为了浙江人的双重特质。沿着国道329线专程寻访这些名人留下的故里，无论是繁华都市里的小弄堂，还是偏僻乡村里斑驳的宅院，总会让我感叹这些老旧的房舍，何以会走出一个个叱咤风云的精彩生命。

杭州篇

浙江，一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东部滨海省份，1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仅排全国倒数第三。论其自然资源，“七山二水一分田”，与徽州一样资源贫乏。然而，受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根源的影响，浙江自古以来精英荟萃。时至今日，浙江存留着众多名人故居，遍布全省各地。青砖白墙，一桌一椅，名人的踪迹已深深嵌进历史的画面。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名人志士在讲述着逝去的沧桑岁月。即便出生在海外，从未来过祖辈故土的后裔，一旦踏上故土，看到故居，心中便会产生亲切感。如今，名人已逝，故居尚在，这些蕴含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精神内涵的名人故居，已成为传承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的特色文化资源。

杭州自秦代建钱塘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特别自吴越定为首府，至南宋列为都城，早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之地。自古文风炽盛，有众多的文士骚客，生于或履职于此，名人之多，举不胜举。白居易、褚遂良、苏轼、陆游、张岱、章太炎、于谦、龚自珍、袁枚、王文昭等，以及近代大儒马一浮、鲁迅、郁达夫、茅以升、夏衍等一批文人都在杭州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提高了城市的品味。

杭州最繁华的延安路南段有个小小的紫薇广场，这个广场的声名远远不及边上的西湖银泰百货，连杭州本地人也知之甚少，但是它却是我们此次旅程的起始。紫薇广场上有个“零公里标志”的坐标原点，这是国道329线的起点，我们将沿此国道走访杭州、绍兴、宁波、舟山的名人故居，感受其中的儒商文化。1913年，这个坐标被标记为杭州市的地理位置中心，成为当时国内最早建立的城市测量坐标原点之一。当时整个浙江省地图的测绘就是以这个原点为中心坐标，城市内的建筑、道路、水系及名胜古迹，都可根据该原点标出方位来测算建筑的距离。1928年经过整修，运用天文观测法，测定经纬度，确定地理位置，这个坐标作为浙江省大三角控制网及1：50000地形图测制基准，一直沿用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

“人杰地灵”的杭州千百年来都在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悲欢离合。徜徉于斑驳的旧街古巷，感受着那些过往的名人故事，杭州的风情都在这些白墙青瓦的历史故居中悠然演绎。

“红顶商人”胡雪岩

天道渺渺几难测，哪能嘈嘈论命格

紫薇广场往南400米，是杭州最热闹的河坊街。这条保存了杭州古城风貌的的老街因与西湖近在咫尺，又是古代都城杭州的皇城根儿，地处杭州老城区的核心地带，如今被开发成一个开放的景区。街上布满了经营玉器、明清瓷器、名人字画的古董店；有穿着长袍、拎着长嘴铜茶壶为客人斟茶的“茶博士”；背着大弹弓，为顾客现场弹棉花的潘永泰棉花店；放着印度音乐，薰着藏香卖尼泊尔工艺品的特色店……连小店里卖麦芽糖块的男子，也穿着长衫摇着拨浪鼓招徕顾客。这条街终日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一直要到凌晨两点后才会渐渐安静下来。

这条街南面有一面高墙，巨大的榜书“胡庆余堂国药号”七个字高达五米，一下子就能抓住人们的眼球，高墙里是清代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所开的药号庆余堂。“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两家国药号，杭州人习惯在庆余堂前面加个胡字以示庆余堂的身份。

药店主人胡雪岩少年时到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后因创办了“阜康钱庄”，胡雪岩由此开始起家。胡雪岩同时还经营丝绸、茶叶生意，很快跻身于江浙大贾之列，在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时，他是左宗棠的“总后勤”，因调度有方，保证了各类军需物质的及时供应，经左宗棠保举被皇帝赏给二品顶戴和黄马褂。他由商而官，亦官亦商，终成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只是现在杭州人记得胡雪岩，已经不再是因为胡雪岩的“红顶商人”身份，更多是因为他为杭州人开的这家胡庆余堂。胡庆余堂始建于1874年，由于胡雪岩坚持“戒欺”、“是乃仁术”和“真不二价”等撑门立户宗旨，成功地经营了胡庆余堂，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江南药王”。

胡庆余堂辉煌的大厅，精湛的雕刻以及它特立独行的经营格局至今风貌犹存。

胡庆余堂整个建筑宛如一只仙鹤，设计古朴、雅致，分“一进”和“二进”两部分，为“前店后场”的布局。跨过方青砖角叠的古朴庄严的门楼，可以看见“进内交易”四个金光灿烂的镏金大字。过“鹤前”门庭拐角拾级而上，转入“鹤颈”长廊，右壁悬挂着三十八块金字招牌，“胡氏辟瘟丹”、“神香苏合散”、“安宫牛黄丸”……挂的都是胡庆余堂的当家产品。穿过门楼，来到朝南的大厅，大厅的两旁清一色金漆红木雕刻的高大柜台，隐隐透出江南药王的气势。各种色泽殊异的瓷瓶和铮铮发亮的锡罐静静地安放在柜台后边更高大的“百眼橱”上。在柜台上有两副对联“庆云在霄甘露被野，余量访禹本草师农”及“益寿引年长生集庆，兼收并蓄待用有余”，巧妙地把“庆余”两字用在了两幅对联的首尾。

胡庆余堂中匾额极多，大都是朝外挂，惟独有块横匾却是朝里挂，那就是“戒欺”匾。这块匾由胡雪岩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亲笔所写，告诫属下：“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因为店训横匾是给店内大小员工所看，所以单独朝里，一般人难以发现。戒欺的理念涵盖方方面面，反映在经营上，首推的是“真不二价”，即做生意讲诚信，老少无欺，贫富无欺，不能有丝毫掺假。“戒欺”是胡雪岩涉足医药的信条，想来也是胡雪岩经商的要诀吧。

从胡庆余堂往东两三百米，穿过川流不息的中河高架路，进了元宝街口，一下子就变得安静下来。元宝街是如今杭州唯一的一条石板路，里面就是号称“晚清第一豪宅”的胡雪岩故居。1872年，正是胡雪岩踌躇满志、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便用重金购得这块风水宝地，翻建此宅，历时3年，耗资3009万两白银，就连为其监造之人，也跟着发了大财。据说有个汪姓账房说了句“剩下的材料扔了可惜，不如我拿去盖间寒舍”，于是他就拿那些“剩下的材料”在望江街266号建了一座汪宅，三开四进，雕梁画栋，一度在杭州城南也小有名声。曾多次进出胡宅的杭州人陈蝶仙在他的《胡雪岩外传》这样描写胡府宴客的场面：“这日正是12月下旬天气，雪岩把正楼打扫干净，居中摆下座极大的圆桌，桌子中心都挖空了，用一架古铜的宫薰补在中间，四围设下十四个座儿，每个座儿旁边都有一架大宫薰……又用四座大着衣镜做了围屏，正中敞梁上挂下一座十五副的塔灯……月宫里也没有这样好看的景致。”

胡宅东起牛羊司巷，西至袁井巷，南靠元宝街，北达望江路，本来是南北狭、东西宽的长方形格局，独独缺了西北一角。关于这一角，杭州人有许多传说，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当年修建胡宅时，这个地方被一个理发铺所占据。胡雪岩本想用银两买下，但主人脾气很是强硬，偏偏不卖，胡雪岩也就作罢。按当时胡雪岩的地位和权势，拿下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胡雪岩并没有为难人家。胡雪岩在杭州有“胡大善人”之称，性格非常厚道，于是就让他留了下来。不料就是因为缺了这一角，破了风水。1884年11月，胡雪岩在各地开办的阜康钱庄在挤兑中纷纷关门。这一切都被住在钱庄附近的的9岁男孩看在眼里，这个男孩的名字叫蒋抑卮，也就是后来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之一。

红顶商人胡雪岩是做大生意的，进进出出都是大笔钱款。当年胡雪岩富甲一方，鼎盛时家产高达4000万两白银，是当时清朝廷全年收入的一半。可是到最后被抄家时，由于钱庄纷纷倒闭，导致了胡的金库里空空如也，那时没有国外银行可转移资产，胡家的家产全都抵了债。这一年，离胡雪岩兴建豪宅，仅仅不过十载。1899年，胡家大宅以10万银两的作价，抵给了满洲贵族文煜。辛亥革命后，胡宅作为清权贵的资产被民国军队无偿占有。直到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董事蒋抑卮以4万银元买下此宅产权。所谓穷归穷，家里还有三担铜，胡宅此时虽经兵火，但是所用的材料俱是上等佳料。蒋购入胡宅后，准备分售“某某二商”，“拆除三厅供移筑之用”。别的不说，光是那些好木料就数不胜数，工匠们将红楠、紫檀、樟梓等珍贵木料截短砍小，搞得满堂“嗅之有香”。这些木材有的卖到上海，更多的是拿去装饰了蒋抑卮新盖的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再后来，故居先后成为工厂、企业单位、学校和民居，故居东部的和乐堂与清雅堂更是入住居民100多户，造得像皇宫一样的大宅，终于成了“七十二家房客”的栖身地。

从钱庄伙计到富可敌国的商人，胡雪岩的兴起由一系列的个人神话和社会转折所组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很多事情都没能逃脱掉这个周期率。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当将胡雪岩逮捕下狱的圣旨到达浙江时，胡却在二十多天前已忧惧而死，娇妻美妾早作了猢狲散，一代豪雄，竟落得如此下场。一代大商胡雪岩，曾经鲜花锦簇，短时间又忽如大厦倾颓。但不管怎么说，在商界、在官场，他长袖善舞，创造了自己的神话，尽管只是一颗流星，也曾经划过浩瀚的天空，释放过如此耀眼的光芒。如今，胡雪岩故居修得鲜亮无比，而关于他的故事却像黑白老电影，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胡庆余堂的匾额极多，向外挂着的内容多为药品介绍。

“拨伊铜钿”蒋抑卮

袭业机声二十年，经营银行一世雄

杭州有句俗话“杭州萝卜绍兴种”意为杭州人中有很多祖籍是绍兴的。和胡雪岩生在绩溪长在杭州的经历不同是，买了胡家大宅去盖新楼的蒋抑卮则是跟着高祖从绍兴迁居至杭州的。

蒋抑卮是全国第一家商办银行、浙江省首家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人称乱世里的银行家。他有个叫绰号“拨伊铜钿”（绍兴方言：给他钱），这个奇怪的绰号是好朋友鲁迅先生给他取的。蒋抑卮曾和鲁迅一起在日本留学，因蒋抑卮祖籍绍兴，二人慢慢结成好友。他曾经资助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费，有事无事就和鲁迅一起在东京小茶馆里喝茶。蒋曾经回忆道：1903、1904年在东京岁月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鲁迅全集》中收有1904年10月鲁迅给蒋抑卮的信,讲到自己在日本仙台医专学习的情形。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中有一篇叫《蒋抑卮》，文中回忆了1909年他和哥哥鲁迅在东京一起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得到蒋抑卮支持的事。周作人说蒋抑卮“凡遇见稍有窒碍的事，常说只要拨伊铜钿，就行了吧”，于是鲁迅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拨伊铜钿”。

“拨伊铜钿”能随便用钱摆平事情，是要有家底才能有底气的。马一浮曾经这样说以丝绸起家的蒋氏的发家史“制特精丽，行货遍江海，北尽辽沈，南至湖广。五十余年，积赀累数百万。于是杭人言富者，推蒋广昌（蒋家的绸庄叫蒋广昌绸庄）”，此时蒋家在杭州号称“蒋半城”，意为资产可以买下半个杭州。时光流转，“半城的资产”传到蒋抑卮手上，这个出国留学过的新派年轻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嘎吱嘎吱地织绸卖布了。

1905年，新创建的浙江铁路公司开始修建沪杭铁路，由于铁路的路权是从英美两国手中赎买回来的，为了筹集资金，便向社会筹款，一时间从码头挑夫、上海名伶、小店饼师、寺庙僧人、教堂教徒，甚至连歌妓都踊跃认购。到1907年10月总共招收款项达2300万元，为了管理如此大的一笔款项，便成立了浙江兴业银行，蒋抑卮就是其中最大的股东。从一开始，蒋抑卮将“信用”定为浙江兴业银行的安身立命之本。短短几年间，储蓄存款从1915年的438.5万元，上升到1926年的3312.1万元，在1918年到1927年间五度位居全国各大银行之榜首。

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向当时国民政府建议，尽快修筑钱塘江大桥。建议被采纳后，浙江兴业银行积极筹措款项，邀请中国、浙江实业等银行组成建桥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由茅以升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现代公铁路两用桥。七十多年后，这座被众多网民赞为“桥坚强”的大桥还屹立在钱塘江上。

作为当时浙江兴业银行的总部，大楼始建于1918年，1923年建成后成为浙江省的标志性金融建筑。为了建造杭州城里最洋派的建筑，蒋抑卮请的是我国第一代留学意大利的建筑设计师杭州人沈理源。大楼位于今杭州中山中路261号，为三层西式古典建筑，坐西朝东，东面及北面临街，建筑面积3487.42平方米，大小房间78间，地下为金库。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结合了欧洲古典主义和巴洛克建筑特征，面阔五间，三层，大楼外表一丝不苟，像精致的苏绣，极尽繁复，而呈现一种富有灵韵的美。在这样的一个建筑中办公，其实也是一种幸运和幸福。离大楼不远的积善坊10号是蒋抑卮的旧居，老宅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敌伪时期被公安局占用，后又成为当时“杭州市政府”首任市长何瓒公馆，解放后作为军分区招待所，毛泽东曾经下榻，并为其命名“皇后宾馆”，而今又成为豪瑞假日酒店所在。在时代转型的风浪中，票号全军覆没，不少钱庄、银行倒闭，一些银行的“暂行休业”成了永久休业。以“拨伊铜钱”为口头禅的蒋抑卮，似乎是个天生的银行家，他掌舵的兴业银行之所以应变不乱，在变幻莫测的风暴中顺利地挺了过来，有惊无险，靠的就是他的不避风险、运筹奔走，从此信誉鹊起，受到金融同行的推重。

蒋抑卮故居为欧式建筑，体现了当时民族资本家思想的开放性。

茅以升故居

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茅以升故居位于南山路荷花池头，一幢临街的中西式青砖小楼，高大门窗，结构朴实。小楼内有一个庭院，花草茂密，幽雅宜人。20世纪30年代初，茅以升接受浙江省邀请，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他在这幢旧宅里，一住便是七八年。

1933年8月，在天津北洋工学院教书的茅以升受浙江省的邀请，出任钱塘江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建设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1935年春，大桥正式动工，当地民众经常打趣说：“在钱塘江造桥。”意指办不到的事。确实，钱塘江流经杭州境内，江宽浪急，泥沙深厚，加上此地为杭州湾的起点，经常受潮汐影响，江底暗浪汹涌，在如此复杂的地方造桥，困难可想而知。茅以升有次回到荷花池头家里，向老母讲述建桥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老人用“唐僧取经八十一难”的故事劝慰儿子，使得他获得极大的启发：何不借助自然的力量克服自然的阻碍。1937年9月，钱塘江大桥终于建成通车。此时，日本侵略军正向杭州步步进逼。同年11月，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工程处接待了南京政府派来的重要客人，他是南京工兵学校丁教官。在出示了一份南京政府绝密文件后，丁教官对茅以升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

受尽千辛万苦刚建成的大桥，又要毁在自己手里，茅以升心如刀绞。炸桥那天他夜不能寐，奋笔疾书“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八个大字，还赋诗《别钱塘》三首，其中一首：“斗地风云今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钱塘江桥”四个字的偏旁分别是金、木、水、土，按五行说法还缺火，日本侵略军来了，炸弹炸毁了大桥，于是五行齐了。

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回到杭州，着手修复钱塘江大桥。由于局势动荡，工程时断时续，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雄伟壮丽的大桥才最终恢复原样，茅以升也终于实现了“不复原桥不丈夫”的誓言。作为大桥建造的总指挥，茅以升从建桥到被迫炸桥直至修复大桥，历时二十多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功不可没。他的名字与钱塘江大桥永远联结在了一起。

2001年，有关部门对西湖南线进行了改造，茅以升故居被拍卖给了经营者。由于故居当时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经营者对故居进行了大肆改建、装饰，改头换面成咖啡屋，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如今77岁“高龄”的钱塘江大桥依旧卧波钱塘，被民众热捧为“桥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