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旅行者而言，它不只是一条焕然一新的国道，更是一段于时间上穿越千年古国，于现实间横跨3000公里的路线。它虽只是地图上一条细长而曲折的红线，却又如巨龙的脊柱一般，串起悠久的华夏文明。它还与那条看不见的中国人口分界线几乎平行，行走其上，仿佛能看到路两侧截然不同的人文生态；它或伴河谷而行，或跃名山大川，无不勾起旅人对大自然的崇敬与向往。

它就是国道108线，从北京出发，经河北，过山西，行三秦，穿巴蜀，最终抵达春城昆明，因此又被称作“京昆路”。

它蕴含的意义太过深刻，我们希望从“古韵”和“根脉”的角度，分两个篇章解读这条国道——京冀晋篇和陕川滇篇。

山西

沉潜三晋问根祖

国道108线是基本贯通山西南北的一条重要通道，北起大同市灵丘县，与河北省涞源县相接；终点为运城市河津禹门口黄河大桥，与陕西相接。境内途经大同、忻州、太原、晋中、临汾、运城6市22县，沿途有22个公路管理段、47个道班，路线全长721.5公里。

车出燕赵，从大同市西南的灵丘县驶入“三千年地上文物看山西”的三晋大地。从此开始，国道108线也正式进入了经年因桑干河水系冲刷而成的平原谷地。驰过煤都大同，国道108线又开始了几乎纵贯山西全境的遥遥之旅。我们从晋北、晋中和晋南分别选取了三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崞阳、太谷和襄汾，它们都在国道108线的沿线，它们分别代表了一座古桥、一座古城和一个古国。

普济石桥是难得一见的金代石拱桥典范

普济石桥：浓缩着金王朝的背影

崞阳就在国道108线穿过的地方，现在的崞阳原是崞县旧城，保留了城墙城门、文庙、关帝庙、城隍庙、泰山庙、普济桥、天主教堂等丰富的历史遗存，但多半已是荒芜之地。或许北方的冬天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寂寥，整个古城偶尔的喧嚣，好像也是由我们这些远方的来客带来的。相比城内的其他古迹，我们这些路上的行者，显然对“雪藏”城中的普济桥更为热衷，这种封尘的历史越神秘越美丽。

当即找个当地人打听，我们辗转找到了普济桥的所在。这座屹立在崞阳景明门外的古石桥，至今已度过了1900多年的光阴。说来有趣，这座小桥还有两个别名。景明门又称“南门”，因此景明门外的普济桥又被称为“南桥”；普济桥与赵州桥的造型颇有些神似，因此又常被人唤作“小赵州桥”。

关于普济桥的历史，当地老人竟如数家珍。小桥始建于金泰和三年（1203年），由当地义士游完筹钱兴建，后虽有历代维修的记载，但仍保持了宋金风范。桥属敞肩石拱桥，一大券加四小券（“券”为门窗、桥梁等建筑中成弧形的部分），以横联式砌筑而成，弧线柔和，比例恰到好处。主桥长约30米，分车辇道和人行道，南北各有引桥。因为时代久远，桥面石板已被轧出深深的辙痕，桥两侧安装石栏、望柱和抱鼓，望柱头是佛手、石榴等吉祥瓜果的造型。

普济桥除了结构奇巧外，更多的价值在于券面的雕刻技艺。大券顶部为吸水兽，两侧券脸石分布着蛟龙吐水和人物故事等，小券则雕有吉祥八宝、蝙蝠祥云等；这些有关宗教、军事与生活的图腾折射出金代社会风貌的林林总总。同时，从艺术的角度看，那些面容生动的形象被石匠刻画得栩栩如生，其中军事题材的“征战图”、“守城图”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金王朝强大的扩张野心；生活题材的“垂钓图”、“汲水图”、“推车图”、“卧读图”是金人对祥和生活的向往；宗教题材的“龙王图”、“羽人图”、“人鱼图”杂糅了佛道元素，告诉我们的则是金代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与地域特征。

在我们熟悉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金人好像总是以反面角色出现，除了阴谋就是杀戮，汉族正统论的根深蒂固，导致我们在解读宋金对峙这段历史中，往往忽视了后者对中华文明史的贡献。如果单从建筑的角度看金人的文明，那么像减柱造、移柱造、斜栱的普遍使用，以及小木作、琉璃、壁画、彩塑的意匠生辉，应当算得上是金代风格的典范。

其实在金代的建筑遗存中，密檐塔和石拱桥也是重要一支。如此看来，崞阳普济桥不仅算是山西为数不多的金代古桥之一，而且是金代桥梁建筑里非常重要的一份子。难怪这座小小的石桥，曾被桥梁界泰斗——茅以升先生收入他撰写的《中国桥梁史》一书。

可惜的是，曾被南宋四大家之一的范大成描写为“遥望前后殿屋，崛起处其多，制度不轻，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并在清《日下旧闻考》中被赞为“其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的金都建筑，早已消失在改朝换代的烟火中。然而就在古建林立的三晋大地里，那个游牧王朝保留的珍贵遗迹——普济石桥，就像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背影，它不仅存在了千年，而且至今仍在服务着周边的百姓。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幸运。

石桥至今“体格健硕”，服务着四周的乡里乡亲。右图：老城院落的大门已经斑驳不堪

太谷寻遗：失落的古箕城

太谷县离山西省省会——太原市太近了。车出太原城区时，我们还在犹豫是否有必要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城里多做停留。然而，当听说了“箕城”、“箕子”这两个相对生僻的词语之时，所有人都兴奋了。

箕子是谁？他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子”和儒学先驱？他是怎样早于老子、孔子等先哲600余年，阐述了对后代影响深远的五行学说、王道学说、天人感应学说？古书典籍中多次提到的箕子封地是否就在山西太谷县东的一个小村庄里？

带着这些扑朔迷离的问题，拨开千年历史迷雾，我们沿着国道108线伸出的“枝杈”，来到太谷城东10公里外的白燕村，寻找失落的古箕城。

我们首先找到的是王文魁，一位从太谷某兵工厂退休的老人。别看没上过什么学，他可是研究古箕城的“大家”。若不是他历经十年的地毯式寻找，古箕城旧址的传说或许仍然停留在厚薄不一的一本本古今书籍中。十年中，他买了上千本古籍，大多只为了其中一条有关“箕”的词条而已。

然而，太谷县没有任何一个地名与“箕”有关，哪里能找得到古箕城的影子？2000年正式退休后，王文魁便开始了寻找箕城的漫长旅程。只有初中文化的老王边翻书，边实地走访，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太谷的沟沟坎坎。奔跑了七八年后，老王的课题已经被当地的文物管理机构所熟知，只要是有人听说了与箕有关的事，都会主动打电话告诉他。有一次，老王听县文物旅游局的武玉柱说，他发现库房里的一通唐碑上有“葬于箕城之内故茔以北”的字样。辗转多次之后，老王才找到了这通唐碑的出土地——小白乡的王村。唐碑的出现，证明了这一片至少在唐时被称为箕城。这与古文献的记载相吻合。

我们来到与王村相邻的白燕村，两村间只隔一里地，原来本就是一个村，同处太谷县东北的丘陵地带。远眺四周，凤凰山、凤景山（又称“大佛山”）、凤翼山林立，乌马河流经村南。据村民讲，北面的狐儿沟原来是古河道，属小河支脉，汇入远处的象峪河。这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几年前，白燕遗址的发现，已经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起，人类已在此繁衍生息，一代代人将此地作为自己温馨的家园，创造了无数珍贵的文化。

听说白燕村竟然还有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我们便兴致勃勃地前去探访。白燕遗址得名自白燕村村名，地址在村西北的河滨阶地上，南临乌马河，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发现于1956年。1980年至1981年间组织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王文魁告诉我们，遗址的文化层堆积达5米之多。延续时间较长，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西周晚期，是保存完好的、能反映出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早期晋中历史的宝贵遗产。

此行最有意思的收获，是发觉太谷这座小城仿佛与燕子有着不解的情缘。比如我们在白燕村寻访村名的由来时，村里大多数老人并不知道“玄鸟生商”的典故，却大多都能讲出一段相似的、“有个婆姨吃了燕子蛋就生下了一个大人物”之类的传说。再比如黄昏我们赶回太谷，守候在古城鼓楼上等待拍摄夜景时，突然从西南向飞来成百上千只燕子。它们在鼓楼的南面和西面不停地盘旋，那阵势仿佛编队战机表演俯冲、拉起、回旋，速度之快，动作执著，令人禁不住欢呼雀跃。玄鸟生商。箕城旧址。我们的心顿时变得柔软无比。

突然飞来的燕子们是商朝的使者吧。

半小时后，古街上的路灯亮起，往来车辆也渐次打开了灯，而天空还未黑透，天幕呈现出蔚蓝色，成片成片老房子的瓦顶犹如传说中的大鱼，发出幽幽的如海的光芒。摄影师不停地按着快门，古箕城的探索之旅在闪光灯里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逗。

谁能想到，国道108线边上小小襄汾里竟隐藏着一个辣椒的火红世界。

襄汾前世：中国最早的城邦？

位于晋南中部汾河岸的襄汾县，被国道108线纵穿全境而过。在襄汾东北出土的陶寺遗址，把此地可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了500年，也把一座小县的历史与中华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前只听说襄汾有个丁村遗址，同行的史学研究者也说，“这里的丁村人是连接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桥梁。”我们不禁联想起国道108线起点附近的周口店遗址，暗叹这条国道也像现实中的纽带一样，拉近了周口店与襄汾、远古与现代之间的时空距离。

这里不仅成为中国史前时期数一数二的大城，而且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座城墙、宫殿、王陵、观象台祭祀基址等各种功能要素齐备的先秦时期都城遗址。

自襄汾县陶寺新石器时代城址获评“新世纪山西考古十大发现”之首，已过去四五年，但这处新石器遗址至今仍是一项非常发现。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七八公里，塔儿山西麓，分布在陶寺以南以东的地带，包括了东坡沟、南湾、吴家庄、李庄等村庄，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500米。如今，这里多数地方仍是麦田。就在这块肥沃的田野下，埋藏着距今约4300~3900多年前的龙山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前后延续了四五百年，正处在中国早期国家呱呱落地的关键时期。晋南地处黄河中游，古属“冀州”，称为“中土”。有关“尧都平阳”的文献记载，格外引起探索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学者们的关注。

1988年1月13日，陶寺遗址被列为第三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自197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等单位联合对陶寺遗址进行了考古探索，陶寺作为都城遗址的面貌渐显。

遗址中出土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和头盖骨化石

许多考古人员一说起陶寺遗址来，不由得绘声绘色。从种种迹象看，这里无疑曾经存在着一个成熟的都城，一个邦国的首都。个别专家甚至推测此处就是“尧都平阳”。墓葬区的挖掘显示，已出现等级分化，贵族、富有者的墓里有丰富华丽的陪葬品，而贫民的墓里只有一两件物品，甚至只是一具孤零零的尸骨。这些都表明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集团，还有一个受奴役的贫民阶层。在王族墓葬里，出土过五件形式独特的彩绘龙盘。有人很形象地称之为“国徽”。死者身旁放“国徽”，就像现在有人死后覆盖国旗、党旗一样，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龙纹与商周蟠龙的区别是无角、无爪，有学者认为，“基本上就是古文献中所说的蛟龙、河龙、赤蛟、赤龙，也即赤蛇的形象，即帝尧祖统的赤龙图腾形象”。

在一只灰陶扁壶上，有两个疑似文字的符号，为软毛笔蘸朱砂涂写，经古文字学家们研究，隶定为“易文”二字。而有学者认为是“文尧”二字，正配合了《尧典》的说法，是尧的后人对尧功德的称颂与纪念。因此，这两个明显区别于刻画符号的文字，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而仓储区和仓形器的出现，间接提示了已有早期农业发展。祭祀、观象点，是国家权力存在的证明。从发掘出的一千多座墓葬推算，这个部落联盟古国的人口不下十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凡此种种，足以将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500年。

襄汾自古物阜民丰，保留着“男耕女织”的农耕传统，村中妇女手工纺织的老土布，至今仍在“轧轧”机杼声中编织着千丝万缕的传统美德和情意。

之后，我们来到陶寺遗址的“观象台”。这是在何驽先生主持下挖掘出的。因为冬至过去不久，站在圆形的观测点上，还能于第二号缝隙内看到从东面塔儿山上升起的太阳。国家天文台在此处经过两年的观测，已初步证明这处遗址确有观象台功能，即观测日出方位来定时节，为制定历法提供天象方面的依据，可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

这座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坐落于陶寺古城遗址东南位置，形状为一座直径约五十米的半圆形平台。台座顶部有一半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呈扇状辐射着13个土坑，据推测原有13根夯土柱。古人利用两柱之间来观测正东方向的塔儿山日出，并依据日光影推测出一年的二十个节气。而除了观象外，还兼有祭祀功能。

陶寺彩绘龙盘在出土时与一批礼器性质的重器同出于大墓，说明在这个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中，已经将龙作为崇拜的图腾。

走到这里，沿国道108线在京冀晋访古寻根的旅途已基本接近了尾声，然而专家对陶寺遗址的探索一直未停止，有关“尧都平阳”的考证还在进行中。陶寺这个名称大有来头。尧，称陶唐氏。而“寺”在《汉书》中注为“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陶寺，或可解释为尧在的古陶国的国都。考古学在某一点上与法律相似，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案件才可成立，虽然有时事情明明白白摆着，但因证据未发现或已毁，结论还是不能获得。丰富多彩的陶寺遗址，因地下文字的缺席，或许永远只是一个不解之谜，永远只是一则有关尧都的美好推测。

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对于一个初具国家形态的酋邦之城邑来说，其必备的要素是街区屋舍、宫殿群落、祭祀建筑、墓葬区、观象台、水井、道路和仓储设施等。

◎神秘的箕子与箕城

箕子（约公元前1173年至公元前1080年），名胥馀，商王朝贵族。他是商高宗武丁的第七代后裔，是商纣王的远房族叔。孔子称箕子、微子、比干为“殷之三仁”。在骄奢淫逸的纣王当政下，身为太师的箕子劝谏无用，便选择了隐晦自己的聪明才智，被发佯狂而自保，内心却自守正态。《周易》的明夷卦里曾以周文王、箕子为例，可见箕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商纣王封族叔箕子在箕城，因而箕城是箕子真正的家园。他在箕城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在箕城共呆了多少年，这都是历史之谜。山西的榆社与太谷只隔一座山，榆社有箕山，其他地方如左权县、平陆县、陵川县也有箕山或箕子山。尤其是陵川县，境内有箕子山。箕子山位于太行山脉南部主峰位置，海拔近1700米。太行山古时又称五行山，为啥叫此名？或许与箕子在此活动有关，因为箕子是阐释五行学说的第一人。

太谷老城还延续着许多老旧的95生活方式